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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四月上旬，当我中央红军从贵阳东南直趋云南时，蒋介石便开始卸磨杀驴了。第一步，蒋介石指使南京政府驻黔代表李仲公及专程来黔的武汉绥靖主任何成浚向王家烈施加压力，要王在军长和省主席中任选一职。王家烈表示原做军人，四月六日王家烈电蒋请辞省主席职。四月十六日，南京行政院发表准免王家烈辞职的决议，任命吴忠信为贵州省政府主席。第二步，蒋介石在压迫王家烈交出政权后，又派晏道刚深入黔西王家烈各部，策动何知重、柏辉章两师长闹饷。王家烈被迫于四月三十日请辞军职，蒋介石立刻批准，五月一日，蒋介石发表王家烈为中将参议，至此，王家烈的军政大权全被剥夺，但是蒋介石仍嫌不足，恐王家烈留在贵州会死灰复燃，五月三日，蒋介石令王家烈乘飞机匆匆离省。
王家烈的垮台，樗着桐梓系军阀统治贵州的结束，黔军第二十五军在四月上旬被蒋介石改编完毕，原王家烈部编为柏辉章一○二师，何知重一○三师；犹国材部编为吴俞平一二一师；蒋在珍部编为新十八师。通过多年苦心经营，蒋介石终于彻底搞垮了贵州地方军阀桐梓系。
考察这段历史，蒋介石瓦解桐梓系，在军事压力的同时，亦施展了“以派制派”的手法。先使周西成战败身死；继以王家烈赶走毛光翔；又以犹国材、何知重反对王家烈。如此三部曲的结果是蒋介石掌握了贵州的实权。
在倒王的活剧中，蒋介石运用了各个击破的策略，首先是侯之担被重庆参谋团扣押，侯部被蒋改编为一四○师，并为蒋所控制。之后迫使王家烈交出政权，又交出军权。最后是全面改编黔军，黔军各师在直接听命蒋介石调遣的状况下，给了犹国材一个“司令官”的空衔。
蒋介石借红军长征的机会，施展了“一石两鸟”的阻谋，虽然他妄图聚歼红军于黔北一带的罪恶计划并未实现，然而却得了一个贵州。正如李宗仁所说：“共军西窜，未替蒋先生打下广西，却打下了一个贵州。”(55)
王家烈的垮台，只是反动营垒内部互相倾轧的一幕。贵州军阀与蒋介石的矛盾同西南各省军阀与蒋介石的矛盾一样，同属于国民党中央势力与地方势力的矛盾，所不同的是，贵州军阀同蒋介石的矛盾，其表现形式除了王家烈与蒋介石或明或暗的对抗外，同时伴随着桐梓系内部的严重分裂。这种分裂除了桐梓系集团本身的原因外，蒋介石的干预、渗透、离间和分化起了主导作用，可以说，桐梓系的分裂和王家烈的败北，是蒋介石所谓用的“以派制派‘阴谋的得逞。我们透过现象就可以看到，乞求、犹、侯、蒋（在珍）之间所进行的勾心斗角的桐梓系内部的派系斗争，深刻地反映了国民党中央势力同地方势力的矛盾和斗争。
蒋介石及其“中央军”同地方军阀的矛盾物斗争，蒋介石和王家烈的矛盾和斗争，以及由于蒋介石插手所造成的桐梓系内部的分裂，对红军的长征在客观上起了“配合”作用。默东南空虚，乌江江防不严密，都于蒋王矛盾密不可分。王家烈、薛岳互相观望。使我军备遵义得以从容休整，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而薛岳借刀杀人的一招，不仅使王家烈损失惨重。也使国民党“中央军”的两个师几至完全覆没，致使他在以后一个月内不敢轻举妄动。
遵义会议后，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央军委的高度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方针指导下，中央红军进行了著名的“四渡赤水”之战，创造了长史上光辉的一页。
三、旨在自保的四川军阀刘湘
当时四川最大的军阀刘湘，直辖六个师又三个旅，计八十二个团，总兵力十二万人左右。
刘湘虽然慑于南北红军的声威，与蒋介石达成妥协，同意蒋介石派参谋团入川参与反共军务，但他对“中央军”也是忧心忡忡的。在他看来，如果蒋介石借追堵红军之机入川，川军“同红军作战的结果，幸而胜，也是替蒋造机会，若失败，那更不用说了。所以无论如何，要阻止蒋派兵入川”。(56)
要阻止蒋介石派兵入川的最好理由，莫过于中央红军不到四川来。因此四川军阀及富豪无不希望红军能在到四川之前就被消灭。这种侥幸心理在一九三五年一月的四川报纸《新新新闻》上几乎天天都有反应。然而，红军占领遵义，攻下娄山关，逐渐逼近四川，四川军阀的这些妄想一个个破灭了。刘湘堵截红军的战争部署便全面展开。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四日，刘湘任命潘文华为“南岸剿匪总指挥”。同时令范子英为南岸“剿匪”第一路指挥，陈万仞为第二路指挥，廖泽为第三路指挥，郭勋祺为总预备队指挥。
一月十六日，刘湘由重庆飞赴泸县与潘文华会商军务，决定以第一路范子英所部三个团及教导师第二旅周团，边防第四路顾团，由泸县进驻叙永，古蔺两倒设防；以第二路指挥陈万仞率达凤岗、袁如骏两旅由涪陵船运合江，转趋黔北赤水；以总预备队指挥郭勋祺率本旅并指挥潘佐旅，由江津白沙进入黔北温水拦截；以第三路指挥廖泽率谬旅产指挥穆肃中部，密切注视当面红军的移动情况，伺机进攻和尾追；以章安平旅由泸县取道合江向赤水方向前进；调刘泺黎旅及周虎成大队由重庆开赴泸县，进入叙永、古蔺。以防止红军由黔北乘隙而入……这样，刘湘调集了十四个旅，四十三个团以上的兵力，在上自屏山下到泰节长达七百余公里的长江线上设防。而以宜宾到重庆的长江两岸为重点。
一月十五日，红军首次与川军发生战斗，红一军团在黔北松坎附近消灭廖泽旅一部后占领松坎，二十六日晨，我一军团红一师在赤水县城西约十五公里处的黄陂洞与川敌章安平旅遭遇。中午，川敌达凤岗旅赶来增援，红军与章、达两敌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拉锯战，血染山岗、草木为之滚平。入夜，我军在一日激战之后沿着赤水县城西南的山丛撤走。二十七日拂晓，我三军团一路与川敌郭勋祺部在土城附近又展开激战。二十八日，川敌潘、谬两旅赶到参战。中午，我一、三军团向川敌郭、潘、谬各部发动正面猛攻，遇敌顽强抵抗。聂荣臻同志回忆这次战斗时说：“我们与郭勋祺师激战了一整天，虽然给他以重大杀伤，但未能消灭敌人，自己却受损失不小。”(57)当晚，我军在土城与潘佐旅作战的部队向古蔺退却。次晨，我红军部队全部撤出战斗。川军在黔北对我军顽强阻拦，作战意图非常明显，就是坚决阻止红军靠近长江，进入川南。
中央红军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九日，分别从遵义、松坎、东皇殿等地向北、向西移动，朝土城、赤水方向前进。一月二十日，中央军委作出北渡长征的决定。二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及中央军委为红军主力入川给四方面军电：“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58)中央红军出动以手，黄陂洞战斗，土城战斗，都未过到预定目的。虽然也曾给川敌郭勋祺部以有力杀伤，但我军也损失较大，并没有完成原定吃掉尾追之敌郭勋祺部的计划。在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后得以在这一地区休整十余天，同时也使刘湘有了布置长江防务的时间。一月二十二日，即在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的第一天，刘湘宣称：“川南防务，已部署完竣。我一切计划，得以从容完成。我叙南金沙江长江至老鸦滩最后预备线，亦已布置妥善。防剿戟，主动在我。”(59)在刘湘已对长江严密布防的情况下，中央军委要实现从泸州上游渡江的计划，必然会遇到较大的困难。这就是为什么我军与川军在黔北的战斗都不得手，为什么二月上旬红军的叙永攻城战又不能获胜的重要原因所在。
我军一渡赤水，改变从泸州上游渡江的计划，根本原因是由于川军的拦截和红军在黔北的战斗未能消灭尾追之敌郭勋祺部。刘湘堵截我军渡江的战略意图与中央军委一月二十日的渡江计划恰好发生冲突，在优势之敌坚固防守面前，红军放弃了与之继续硬战
刘湘这种拒红军于长江防线之 外的战略，早在一九三四年底就已决定。十二月下旬，刘湘到重庆广阳坝二十一军第六期军官教育团讲话时透露：以后对红军的两面作战要采取北守南攻的方针。即采取以攻为守的方式对付我中央红军。刘湘批评碉堡战太呆板，认为碉堡必须同机动部队配合才能发生效用。刘湘说：过去在川北对红军作战太被动。对西进的江西红军一定要采取攻势，在红军未入川境之前就要把他堵住，把这场战争推到省外去打。黔背后一系列战斗，证明了川军的凶恶，也证明潘文华这个“总指挥”在拦堵红军渡江时，确实执行了刘湘把战争推到省外去打的战略意图。川军五个旅开进黔北，是刘湘防御中的戟，也就是所谓碉堡战太呆板，必须同机动部队配合才能发生作用的表现。但是，川敌刘湘把战争推到省外去打是有限的。刘湘与中央红军作战的根本目的，是阻止红军渡江。他虽然派出郭勋祺部作为机动部队进入黔北赤水、土城一带寻战，但仍然把封锁长江放在首位。一月二十一日，“总指挥”潘文华给所属阁部下达命令：“本军企图联合中友大军(60)于黔北乌江地带围歼朱毛残匪。但用兵之道宜慎。而剿匪虽在境外，后方险要关隘及大江北岸究应节节布置。”(61)可见，刘湘道德在保证后方安全、防线坚固，完成兵力配置的情况下，才使用机动部队的。
二月十日，红军全部集结云南威信时，潘文华为防止红军从宜宾的上游雷波，屏山之间渡江，批示陈万仞“速令刘旅由嵩坝向牛街推进。务在通盐津道上向右斜出，切实遮断，务使匪不能由盐津北窜雷屏为要”。(62)此时川军为堵我军过江，大军云集川南“大坝镇、古宋、高珙、建武、横江、叙永、古蔺及金沙江上游一线，屯驻兵力，达十旅以上”。(63)
以上情况表明，红军此时不但不能从宜、泸之间渡江，在雷、屏之间渡江也极其困难了，既然黔北战斗中川军刘湘部已表现出相当的战斗力，既然刘湘的目的在阻止我军渡江，而摆脱川军纠缠的有效办法就是放弃我军原定的计划，改寻其他入川途径。二月十一日，中央军委及进作出决定，命令各部队东渡赤水，重返黔北，歼灭黔军王家烈部。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向全体指战员指出：’过去党中央与中央军委曾经决定中央红军渡过长江向川北发展。然而这一决定由于川、滇军阀集中全力利用长江天险，在长江布防，阻拦我们，更由于党中央与中央军委不愿因为地区问题牺牲我们红军的有生力量，所以决定停止向川北发展。”(64)因此，我中央红军二渡赤水的意义，不仅在于出敌不意，打乱了蒋介石的部署，而且也在于同时避开了实力较强的川军刘湘部。这种大胆的运动，正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避实就虚，各个击破战略原则的运用和体现。我军利用敌人内部的不统一和黔军的弱点果断地发动了遵义战役。
遵义战役开始后，薛岳部“中央军”对黔军迟迟不援固然是我军将王家烈击败的重要原因，川军刘湘部未能及时增援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游弋于黔北的川军郭勋祺部保持机动的目的，是监视红军的去向，以便一旦发现红军试图渡江的迹象时，能迅速前往拦堵。至于黔军是否受创，并不是川系军阀所关心的。三月二日，我军已胜利结束遵义战役。此时川军郭勋权才本部“向桐拌正安推进”。(65)正家烈孤军作战，因而受到重创。不仅如此，刘湘对于进入四川“剿匪”的他省车阀部队也抱个欢迎的态度。例如，二月二十五日，孙渡率滇军入川时的狼狈处境，使他很觉愤然：“此次本不入川，因驻叙川军种种阻挠，遂致粮秣及滇币行使均感困难。”(66)刘湘阻拦红军，排斥其他军队，把贵州作为堵截红军的战场，都服务于他所统治地盘不受侵扰。当我军在二月二十五日，向黔敌展开进攻之时，川军“潘总指挥”置王家烈危境于不顾，担心红军“为中路默军所阻，重回西窜”，急令周虎成大队驻“江门不动”，魏楷部“坚筑工事，以资固守”。(67)三月十六日，潘文华又电令在遵义附近的郭勋祺部“取道坛厂，由石板滩等处入川境，与陈指挥联合，准备两进、屏蔽南六县为要”。(68)
刘湘为阻止红军入川、抱着“未尝不可以一拼”的想法，出动十四个旅以上五、六万人的兵力、严密封锁长江，使用机动部队配合碉堡防御的战术，对红军矢力抗拒，加之川军战斗力较强，我军从泸州上游渡江的设想无法实现。然而当我军从川、滇边境再度回到贵州时，川军就不太积极了。尽管川军郭勋祺象恶狗一样一直跟踪着红军，但这种跟踪是有限度的。到三月十三日，潘文华便命令郭勋祺率部“攻下遵义后，即暂行停止，扼要待命”。(69)
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地区与川军刘湘部发生大小战斗二十三次，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七次，二月九次。三月七次。这些战斗除土城战役，叙永攻城战和二月十九日的战斗是红军主动进攻外。其余战斗都是川改攻我。很明显，一月下旬不到十天时间里。我军与川敌作战的次数超过了二三月之和。也就是说。中央红军放弃从泸州上游渡江的计划后，川敌的进攻就减弱了。保卫重庆，防止红军北渡长江是刘湘的作战目的，“推到省外去打”是刘湘施展的以邻为壑的手段。手段的运用是不会超过目的本身的。因此，当我军在遵义大捷后，积极寻战进行三渡、四渡赤水的时候，川敌就以警戒的姿态代替了进攻。
刘湘同蒋介石的矛盾和斗争，虽然没有影响他守卫长江的决心，但毕竟限制他与红军作战的规模。刘湘的目的既然是阻止红军渡江，既然是防止蒋介石的零队乘机入川，既然是保卫川南六属，既然是维护重庆的安全，在红军不再准备从泸州上游渡江，而运动于赤水的东岸的时候，刘湘部对红军的威胁就大大减弱了。正是由于刘湘拦堵红车时作战规模的有限，使红军在整个四渡赤水期间较少地受到川军的攻扰，从而实现了自己的战略意图。
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四渡赤水”的胜利，不仅由于我军指挥的英明和作战的勇敢，也由于蒋介石同地方军阀的矛盾，还由于地方辈阀之间的矛盾，由于他们各霸一方，又由于他们互不救援。从这个意义上讲，敌人内部的矛盾和由此而进行的明争暗斗，极好地“援助”了红军。
四、埃续于贵州的蒋桂矛盾、蒋何矛盾对红军长征的影响
蒋介石为了达到任川、黔、滇边境围歼红军的战略目的，纠合了川、黔、滇、桂、湘等省的军阀部队连同“中央军”薛岳所部，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其中川军十四个旅，滇军五个旅，黔军五个师，桂军两个师，“中央军”八个师、共计一百四十多个团。
西南地方军阀与蒋介石的中央政权，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不同，亲疏程度和对蒋介石的态度也不同，但其共同点，都与蒋介石有矛盾。这种矛盾已在地方军阀堵截红军的战争中体现出来。问题在于，红军既已入黔，粤、桂军阀为汁么还要“请缨”?湘军为什么还要尾随跟入贵州？
第—，粤、湘、桂派兵入默是“送客”式堵截红军的延伸，也是在政治上与蒋介石争斗的继续。对于英勇西征的中央红军，湘、桂等省军阀虽以不同的形式进行下堵截，但这种堵截又都是以“祸水他移”的利己主义作为原则的所谓“送客”。可是，如果他们在红军别离其境就漠不关心，不免显得过于露骨。各个军阀倘若在反共问题上表现得不积极，那对他们在蒋政权之下的存在和发暖是很不利的。经常以共产党红军的威胁恐吓地方军阀是蒋介石对付地方势力的—张王牌。而指责蒋介石“剿共无能’反“纵共”等，也常常是地方军阀喋喋不休的话题。
第二，各省军阀派兵入黔并没有背离维护本集团利益的根本目的。由于贵州地处西南六省的中心，无论贵州被红军“赤化”，还是政权被蒋介石夺取，其政治形势的变化都会对邻省产生直接影响。所以，湘、桂等省军阀出兵“援黔”，无非是出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注。
由地以上原因，蒋介石纠合西南各省军阀，对转战于川、黔、滇边的中央红军形成了包围之势，也由于同样的原因，这个反革命包围并不严密。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一日，粤、桂军阀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向国民党中央“请缨”，要求准许粤、桂两省组织联军，“追剿”朱毛红军。多年来，蒋介石为动员地方军阀参加反革命围剿，常常不惜使用重金。现在粤、桂军阀“请缨”之电发出后，蒋介石的中央却迟迟不予答复。十二月二十七日，陈济棠鼓动“贵州旅粤同乡会”发出向粤、桂的求援电，对蒋介石施加压力。电云：“不意西南之援兵已备，中央之明令未颁……伏乞我总副司令，早兴又师，克日入黔。”(70)这是粤、桂军阀向蒋介石示意，若再不允许粤、桂部队入黔，他们就要自己行动了。但蒋介石对此仍无反应。直到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一日，陈济棠才通电出师。大意说：“请缨”昨天已得到委员长的批准，特派张达率粤军四师、五师、六师由广州出发，会合广西部队，入黔“追剿”。
可是，粤、桂军阀的部队到这时候才得以动作插足贵州挤蒋，为时已晚了。
当我中央红军从桂北将要转入黔东南的时候，李宗仁与陈济棠接触频繁，策划由两广组织联军，乘红军西进之机，在蒋介石“中央军”进入贵州之前，抢先一步，巩固粤、桂侧翼。十二月十二日，李宗仁电白崇禧，说：“黔省关系重大，决乘追共机会，与粤联军入黔。已由伯南（陈济棠号——引者）联电五中全会请缨。”(71)给蒋介石拍发这样的电报，是地地道道做了一件蠢事。这样一来，蒋介石知道了两广军阀的意图，就棋先一着，命令薛岳不要跟在红军后面追击，而要率“中央军”兼程前进，以拿下贵阳的首要任务。
因此，当一月十三日广西廖磊第七军进抵贵州都匀，粤军张达第二军经由水路向柳州运兵的时候，薛岳已率吴奇伟部开入贵阳，薛岳随即被蒋介石任命为贵阳绥靖主任。蒋介石先发制人，粤、桂军阀抢先占领贵阳的计划落空了。这就是为什么蒋介石对粤、桂军阀的“请缨”装聋作哑，置若罔闻的缘故。
粤、桂军阀此着虽败，但与蒋介石的争斗仍在进行。西南六省中，粤、桂而外的其他四省，只有贵州王家烈与粤、桂军阀结成联盟。桐楞系的命运与粤、桂军阀，持别是广西军阀的利益切切相关。所以李宗仁、白崇禧不能不予贵州以更多的“垂注”。中央红军将到贵州时，李宗仁、白崇禧多次致电王家烈，警告王蒋介石很可能要玩弄一箭双雕的阴谋。李、白恐怕黔省王家烈被蒋介石搞垮，广西唇亡齿寒，主张两省紧密联络，一面追堵红军，一面抗蒋。王家烈接受了李、白的建议，在他的作战计划中，制订了必要时靠拢广西的方案。桂系密磊串第七军进驻都匀后。摆出的姿态是：一面帮助王家烈堵截红军，一面暗中支持王家烈对付蒋介石。同时廖磊亲赴贵阳，面授白崇禧为王家烈设计的脱身计。廖对王说：“在必要时，你本人最好托辞在都匀‘养病’，部队交别人指挥，看情况将主力调在黔南，蒋介石把你没奈何。”(72)
蒋介石面对这种情况，感到推进都匀的桂军廖磊已成为自己控制贵州的严重障碍。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五日，南京电请粤、桂方面撤退援黔部队。理由是：“江西共匪自西窜身心迄今，沿途经各地军队截剿，损失奇重。现在已深入黔北川南。所余者，仅三万余，枪 枝不过两万。然已疲乏极点，不难消灭。有中央及川、湘、黔等省军队进剿既足。毋原来蒋介石利用粤、桂军队阻击红军转变为扼止粤桂军队北上入黔。可见，在蒋介石认为红军已经“不难消灭”的时候，就把防止粤、桂军阀插手贵州视为最重要的任务。
红军入黔后，一直规避与红军作战以保存实力为宗旨的王家烈，所以未能摆脱蒋介石的圈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红军一渡赤水后，王家烈没有想到红军还会回来，以为灾难已过，天下太平，遂回桐梓家乡小水，为其母做七二寿辰，因而耽误了向广西靠拢的时间。当红军二渡赤水回攻遵义时，王家烈不是按白崇禧的脱身计在都匀“养病”，而是在贵阳。蒋介石抓住机会，令王家烈亲往黔北指挥作战。恰如王家烈自云：“二月二十一日，我在贵阳接蒋介石由重庆来电，大意说：红军回师东下，已到贵州赤水土城附近，命我亲率所部，在松坎以北，赶水之线堵截。我接电后，即由贵阳出发。”(73)王家烈从此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