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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世闻名的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午里长征，是在未能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的严重情况下进行的战略转移。在过去一个很长的时期里，许多党史讲义、革命史教科书或回忆文章中，都讲长征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的“仓促转移”。长征到底是有准备、有计划的，还是毫无准备的仓促的退却？
近年来，随着对红军长征史研究的深入，有同志提出疑问：八万之众的红军部队，携带大批印刷和枪械修造机器，进行有组织的、“大搬家式”的转移，没有一定的准备可能吗？这个问题逐步成为中共党史和革命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引起了党史工作者和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的研究兴趣。他们千方百计查找资料，撰写回忆录，再现当年反围剿和中央红军活动情况的材料中，虽然还没有找到中央直接记载红军长征准备工作的计划、决定的原始材料，但间接记述长征前党和红军活动情况的材料，确也发现了不少。
从现有材料出发，对红军长征准备问题的看法，大体有以下四种：
一是认为长征是经过几个月的酝酿、准备的，不能说长征是毫无准备的“仓促的退却”：
二是认为中央虽有转移的准备，但又想争取决战的胜利，行动上是既准备走，又准备打；
三是认为确实作了某些转移的准备工作，但准备是不充分的，特别是思想、政治动员不充分：
四是认为中央少数人（最高“三人团”）是有准备的。党和红军多数干部、战士毫无准备。
实事求是的具体地分析目前所能看到的材料，我认为，对红军长征的准备问题，不可作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应以历史材料为依据，作一些历史的、具体的考察和分析，特别要注意正确理解党的有关文件对这个问题所作的结论：从这个思想出发，对长征的准备问题，可以说三句话：一是有所准备；二是决断犹豫；三是出动仓猝。
一、关于有所准备
就中央领导层来说，在一九三四年四月广昌战役以后，就曾考虑过中央红军主力退出苏区，并作了某些准备。下面这些材料可以略知这一酝酿、准备工作之端倪。
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第十一条说：“国际六月二十五日来电曾经这样的指出：‘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亦未足使我们惊慌失措甚至说到对苏区主力红军退出的事情，这唯一的只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在《八、九、十三个月战略计划》上虽是提出了这一问题，而且开始了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1)（着重号系作者所加，以下同）《决议》的这段记述说明：第一，在共产国际来电之前（即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五日以前）党中央已经向共产国际提出了“苏区主力红军退出的事情”，而共产国际六月二十五的来电，显系同意红军采取灵活的策略，以“保存活的力量”；第二，在《八、九、十三个月战略计划》上已经提出了红军主力退出苏区的问题，并“开始了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这是迄今所见唯一的党中央文件上对长征准备的记载。
遵义会议决议记载的上述史实还可以从当时“三人团”之一李德的回忆悄中得到佐证，他在“中国纪事”(2)中说：‘五月初，我受中央委托草拟了一九三四年五至七月关于军事措施和作战行动的三个月的季度计划。这个计划是以军事委员会决议的三个观点为基础的。这三个观点是：主力部队准备突破封锁线，独立部队深入敌后作战，部分放弃直接在前的抵抗。”“这个草案在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他还说：“突围的准备工作从一九三四年五月开始，此后一直是按计划进行的。五月底六月初，这个计划在军事委员会讨论通过形成决议”，“通过在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团也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汇报了这个计划的梗概、共产国际批准了这个计划”“一九三四年八月初，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重新研究了军事形势”，“大家一致认为，此时此刻还要寻求在苏区内进行决战是毫无意义的”“政治局委托我草拟一个八月至十月的新季度计划”，“政治局常委会批准了八月计划，已经包含了常委会在九月底作出的关于突围的最后决议的所有主要内容”。李德的上述回忆，当时担任翻译的伍修权同志认为是可信的，他曾对采访他的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北伯里说：“尽管我同李德在许多问题上看法不一，但是，我同意李德的这一说法。”(3)伍修权同志认为长征前是作了准备的，他在《我的历程》一书中专门回忆了“长征准备”，说：“一九三四年春，李德就曾同博古说，要准备作一次战略大转移。不过那时根本没有打算走那么，也没有说是什么长征，只准备到湘鄂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大约在长征开始的半年前，就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他列举的准备工作主要有：
“第一是苏区猛烈扩大红军，建立新的兵团。那一时期，新成立了好几个师的部队，有以周昆为军团长的八军团，以周子昆为师长的三十四师，还有少共国际师等部队，为了这次转移积极扩军，除了把地方济南队整编扩充到主力红军外，还把根据地的壮丁几乎都动员参军了，有的农村里只剩了妇女老弱。”
“第二是进行武器弹药等的物资准备。”兵工厂的机器、印刷厂、甚至印钞票的机器都准备带走。“为了拆搬这些东西，实际上作了近半年的准备”
第三，“军事部署上也作了准备。当年六、七月间，派出红七军团北上到达赣东北根据地，同方志敏等同志领导的红十军会合，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八月，又命令湘赣苏区的红六军团离开根据地，转移到湘鄂西，与贺龙等同志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师，这两处红军的行动，都是为了配合红一方面军主力大转移的”
当时在中央苏区工作过的一些领导同志和亲历者，在长征刚结束或以后写的文章和回忆中，也谈到过长征准备的情况。如：
陈云同志一九三五年秋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4)中说：“此次红军抛弃数年经营之闽赣区域而走入四川，显系有计划之行动。当去年退出江西以前，以我这目光观之，则红军确已进行了充分准备。”文章列举了三项准备工作：一是“自五月到九月召集了红军新兵将近十万人”；二是“当我与林何二医生（何亦系张辉瓒部之被俘者）于八月被派至军事工业局（红军各军需工厂之管理机关）卫生所时，见兵工厂、被服厂等各有数千工人，日夜作工，状极忙碌”；三是“九月间在《红色中华》报（红色区中央政府机关报）登载张闻天（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之文章，微露红军有抛弃江西而到红军区域以外之‘围剿’军事力量空虚地区活动之可能”。
一九三六年陈云以施平的笔名在《共产国际》一、二期合刊上发表《英勇的西征》(5)一文，比较具体地记述了长征的准备工作。文章说：“我们准备西征的全盘计划，原定在三个月内完成；可是因为情势严重，指挥部乃不得不限定两月完成。这次西征是怎样准备的呢？第一、当主要部队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向西开拔以前，党已派了一部分红军到革命根据地境外，深入敌人后方。特别是组织了第七军团——全国闻名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向福建方面以及浙江、江西、安徽边界进发。如此，我们的军力在东北方面抄到敌人的后方。接着，从湘东派兵深入湖南境内。这便是任弼时、王震、肖克的第六军团。该军团已同贺龙的第二军团汇合。如此，在西北方面我们的兵力也抄到了敌人的后方。此外，我们还进行了为红军主力远征所必需的准备工作：我们吸收了广大愿意武装保护中国革命的青年壮丁，更扩大了红军的实力。第二、对红军基本干部实行加速训练。担任训练的有三个学校：红军大学、步兵学校以及专门学习防空和防毒的军事专门学校。红军干部人员，大部分都进过了这三个学校。此外各卫生学校（专门训练军医、看护员的）、通讯学校（专门训练电话电报等通讯工作人员的），输送一大批新干部到各军团中去。第三、在出发的时期，采买了六十万石粮食。军装火药等等的制造，增加了六倍至三十倍。还采办了大批特别军衣给士兵穿，以及其他等等。”
陈云同志上述两篇关于红军长征的文章，是他离开长征部队后，去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莫斯科写的完全是根据他自己的经历所了解的情况和看法记述的。陈云同志是一九三三年进入中央苏区的，一九三四年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白区工作部部长。长征开始后，在担负全军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任中央代表。他的记述无疑是可信的。
李富春同志（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在长征刚结束，应约写的短文《暂别了，江西根据地的兄弟！》中说：“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八日离开我曾作了三十三个月比较长期工作的江西根据地，而到了瑞金。十月十日匆匆的参加总政治部的行列，开始了长征。当着我和蔡畅同志离开江西省委时，许多同志知道我们要走，并且也隐约知道要离开中央根据地了。要走的十天前，就恋恋不舍的不忍离别，大家都在估计，都在说：我们相处工作是‘蛮’久了，这一分别，‘吗袼’（江西土话，意为‘什么’）时候会面咧？”这段记述说明李富春和江西省委的同志在九月二十八日之前十天就“隐约”感觉到了要离开中央根据地了。
李维汉同志（当时任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团委员，中共中央组织局局长，长征开始后任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后来的回忆证明李富春确实较早知道要转移的。他在《回忆长征》(6)一文中说：“一九三四年七、八月间，博古把我找去，指着地图对我说：现在中央红军要转移了，到湘西洪江建立新的根据地。你到江西省委、粤赣省委去传达这个精神，让省委作好转移的准备，提出带走和留下的干部名单，报中央组织局。他还说：因为要去建立新苏区，需要选择一批优秀的地方干部带走，也让省委提出名单。听了博古的话，我才知道中央红军要转移了。”李维汉在回忆中还说明：“长征的所有准备工作，不管中央的、地方的、军事的、非军事的都是秘密进行的，只有少数领导人知道，我只知道其中的个别环节，群众一般是不知道的。当时我虽然是中央组织局局长，但对红军转移的具体计划根本不了解。”李维汉继续写道：“据我所知，长征前中央政治局对这个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战略问题没有提出讨论，中央红军为什么要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是什么？要到何处去？始终没有在干部和广大指战员中进行解释。这些问题虽属军事秘密，应当保密，但必要的宣传动员是应该的。”
张闻天同志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在延安整风笔记中写道：“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我记得他们规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目字，我就提出了名单交他们批准。至于高级干部，则一律由最高‘三人团’决定瞿秋白同志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在出发以前，最高‘三人团’要把我们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后因毛泽东同志提议未分散）。”(7)
吴亮平同志（当时任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回忆说：到了快要长征的时候，“在中央政府讨论转移的一次会议上，主持会议的毛泽东同志向大家说明当时战争的情况，以及为什么红军离开苏区进行转移；他要各部领导做好撤离苏区前的组织工作，会上提出到哪些部长和部队一起长征，其中却没有包括瞿秋白同志，瞿秋白同志当面向毛泽东同志要求参加长征。毛主席当场没有回答，只是说，你这个问题下面再说。我在会场上小声地问了一下毛主席，为什么不让瞿秋白同志走。毛主席告诉我，他在中央局的会上对他们（当时中央掌握实权的同志）说过，他们不同意。”(8)
吴黎平的回忆也说长征前苏区政府作了准备，他写道：“在中央局决定红军突围举行长征之后，苏区领导多方面地进行了准备工作。毛泽东同志召集了政府各部的领导同志在瑞金附近的一个山上开会，毛泽东同志称之为‘青山会议’，以布置善后工作。”他还指出，当时毛泽东同志给大家宣布和说明了中央关于撤离苏区的决定，并强调了两点：第一，革命是有前途的，要大家加强信心；第二，要把各部的善后工作做好，使留下来的同志能够更好地继续革命斗争，理好地联系群众。(9)
聂荣臻同志（当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回忆说：“长征之前，一军团在福建打了温坊，奉命回到瑞金待命。我和林彪提前一天赶到瑞金。周恩来同志找我们单独谈话，说明中央决定红军要作战略转移，要我们秘密做好准备，但目前又不能向下透露，也没有说明转移方向。转移之前，要一军团先到兴国抗击和迟滞周浑元纵队的进攻，以便掩护各路红军到预定地域集结。”此后，一军团就是按转移准备的部署行动的，即：“九月中旬末到达兴国以北的高兴圩，与原在那里的五军团一起阻击周浑元纵队三个师的进攻。”“十月上旬我们与五军转团换防，奉命到兴国东南的社富、岭背、宽田、梓山一线集中，十月十二日以前我全军到达了预定的集中地域。”(10)这说明一军团在九月初就“待命”转移（因为打温坊是九月一至三日）。
程子华同志（当年任红二十二师师长，长征时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在接受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采访时回忆说：一九三四年五月，他被周恩来叫去谈话。周恩来对他说，红军处境困难（当时正是广昌战役惨败之后不久），国民党的兵力比红军强大得多。根据地正被吞食。这样，人力物力的潜力不断下降。红军面临着一种“近在眼前的危险”；如果它不能保障自己的供给，这块根据地就会失掉。怎么办呢？周自问自答地说：“红军准备开始进行一次惊人的行军，以便开辟一块能够保障物资和人力补充并能使红军不断壮大的新根据地。如果红军采取这种方针，国民党将会撤走他们的围剿部队，红二十五军将会受到很大压力，它急需加强领导班子，该地区的党组织要求给予帮助。周打算派他去领导二十五军并把这支部队转移到一个新的根据地。(11)
粟裕同志（当时任红二十师师长、七军团参谋长）在《回顾红军弱上抗日先锋队》一文中这样写道：“后来我们才知道，当时中央派出这支部队的更直接的目的，是企图以这一行动威胁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吸引和调动一部“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在中央领导同志接见我们时，并没有说明这个战略意图。当时中央下发的作战任务训令和政治训令中，虽然表达了要以先遗队的北上行动促使敌人变更战略部署的意图，但在左倾宗派主义控制下，这两份绝密文件未见传达，我是若干年后才看到的，当时对于中央这个重要的战略意图，并不知晓。”
吴吉清同志（当年任毛泽东同志的警卫员）接受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采访时回忆，当时有一大批金银财宝被藏在瑞金附近的大山里。一直到一九三四年春天才重新取出来。吴吉清再次被派到毛泽东手下。象藏钱时一样，又雇了脚夫，然后打开了山洞，把洞里的财宝搬瑞金。这些财宝一直保管在瑞金，直到长征时才把金银和钞票分给各军团，以便他位一旦离开苏区后能有钱采购物资。根据吴吉清的这段回忆，索尔兹伯里分析认为：“为什么在一九三四年春天把这些财宝从山上弄下来呢？答案似乎是明显的。那时，拥有决策权的三人团——李德、博古和周恩来——面临着每况愈下的军事形势，已经开始考虑撤离苏区了。”“决定把政府的财宝从山顶上运下来就可以说明是有长期安排的。”(12)
上述材料说明，在广昌战役之后，面对严重的局势，中央和中革军委主要领导人曾酝酿红军主力退出苏区，并列入了八、九、十三个月战略计划，在实际工作中采取了一些措施，作了兵员、物资、干部等方面的准备工作。所以说，红军长征是“有所准备”的。
二、关于决断犹豫
广昌战役后，中央和中革军委主要领导人虽有撤离苏区的打算，也作了某些准备工作，但是却没有足够的胆略作出转变战略方针的决断。他们只是在七月派出红七军团，以“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向闽浙皖赣边开进；命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到湖南中部发展游击战争，并同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取得联系。这两支部队由于兵力太小未能牵动敌人。此时，敌人已调整了部署，多路向中央苏区中心区全面进攻。而中央苏区的军力、民力、物力已消耗巨大，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在内线粉碎敌人“围剿”已极少可能。在此种情况下，我军本来应该保存实力，及时转变战略方针，伺机转移到外线广大无堡垒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可是，中央和中革军委主要领导人没有这样做，而是一方面作着撤离苏区的准备，一方面又企图用一切力量捍卫中心区，以“求得战役上大的胜利”和“战略上情况的变更”。他们继续动员一切人力、物力，采取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军事方针，同优势敌人拼消耗这就是遵义会议决议所指出的：“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同样是犯了原则上的错误。”在《八、九、十三个月战略计划》上虽然提出了苏区主力红军转移的问题，并且开始了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然而新计划的基本原则依然同当时应取的战略方针相反，实际上仍以“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来求得战役上大的胜利”，“发展游击战争，加强辅助方向的活动，来求得战略上情况的变更”等，作为新计划基本原则的第一节第二条。关于有生力量的保持问题，被忽视了。而这正是决定退出苏区的战略方针的基础。这一战役时机上的错误，再加上阵地战的导扬，给了红军以很大的损害，这种一方面准备突围，一方面又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想在中区取胜“的矛盾态度，正是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到了转变关头必然的惊慌失措的表现”。
中央和中革军委主要领导人在战略决断上的犹豫和矛盾态度，还可以从当年中央苏区的历史文献资料所记载的长征前几个月党中央、苏区中央政府和红军的各种公开活动中看出。为了从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上研究这一问题，下面按时间顺序列举一些主要的活动。
一九三四年五月一日，《红色中华》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发表张闻天署名的社论《我们无论如何要胜利》，号召“武装上前线”，指出这“是我们全苏区战争动员中最中心的口号”。社论还批评了“空喊我们必然胜利的‘左’的乐观的宿命论”和“哭泣於我们必然要失败的右倾机会主义”。
五月五日，《斗争》报（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机关报）发表《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央人民委员会给战地党和苏维埃的指示信》，指出：“反对五次‘围剿’的决战，已经进到更加剧烈的决定胜负的紧急关头”，“动员群众武装起来，参加革命战争，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是战地党和苏维埃的第一等重要的任务”。要求各游击队要“有决心在敌人封锁线外，在敌人堡垒的间隙和包围中，进行布尔什维克的艰苦的残酷的武装斗争，并且要伸到敌人的远近后方去作长期的独立的活动”，要“冲破敌人封锁线去恢复和创造新的苏区，扩大自己的队伍和创造新的红军”（着重号为作者加）。还要求“所有战区的党、苏维埃和一切群众组织，在党的领导之下，预先计划好干部的分配，那些加入游击队，那些作秘密的党和群众的工作，白军士兵工作，准备好秘密机关的驻扎地，和交通网”。“这样准备好一切，万一本地被敌人占领，能够迅速的改编自己的各种组织，一分钟不间断的继续领导斗争”。这个指示信是四月二十四日写给战地党和苏维埃的，五月五日在《斗争》报上发表，显然是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的。
同日，《斗争》报还发表社论《五次战役第二步的决战关头和我们的任务》，提出：“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着前线上的胜利”等战斗口号。
五月十五日，《斗争》报转载刘伯承同志的文章《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回答了游击队要注意解决的包括编制、组织、战略、战术、思想工作、群众工作等二十个问题。
五月十八日，中央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武装起来，到红军中去！》宣言指出：“故人正在企图从四方八面来向着我基本苏区，实行总的进攻，‘胜利或死亡’的问题，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在中央苏区群众面前，提出五六七三个月扩大红军五万的号召”宣言要求赤少队员和广大工农群众响应这一号召。
五月十九日， 《斗争》报全文发表《中共中央给各级党部党团和动员机关的信——为三个月超过五万新的红军而斗争！》公开信指出：“已经到来的最近几个月的决战，将要决定我们的生存或者死亡，是争取我们胜利和敌人死亡的最残酷的决战的关头。”“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了五六七三个月扩大红军五万的计划。红五月必须在指定的县区完成二万七千新战士。这是最低限度的计划，我们无论如何要如期完成计划”(着重号是原有的)。同日，《斗争》报还发表社论《争取决战面前扩红突击的胜利》，指出：“从现在起的三四个月，将是解决五次战役最后胜利的时间。”“扩红计划完成与否的问题，直接就是我们胜利或者死亡的问题！”同时要求党团员以身作则来完成“每个人节省三升米的运动”。
扩大红军的运动在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月、十二月都搞过，但没有此次规模大，要求紧急。
五月二十五日，《红色中华》报发表罗迈(中央组织局主任)关于半月来扩红突击的形势的谈话，指出：“时间已过了一半，然而达到的数目却只有原定计划四分之一。”他号召：“为无论如何完成红五月扩大二万七千名红军而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