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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桂军五个师一开始布防在北起黄沙河，经全州、兴安、灌阳，南至恭城的一条钳形线上。十一月二十二日白崇禧命他布防在全、兴、灌的三个师退守龙虎关和恭城、贺县一带，兴安只留下黄镇国师一部。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十一月二十八日的凌晨。“全州以上，无兵守河”。(20)十一月三十日何键又电称：“我刘建绪部遵令赶至全县，侦知他州碉堡无一守兵，兴安有桂军一团闭城固守”。(21)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杨成武团）于十一月二十七日下午赶到界首，因为界首无敌防守，守敌已退至光华铺，所留几名民团迹逃之夭夭，故未经战斗即占领了这一全、兴交界处的重要渡口。
由于红一、三军团同时在两翼强占要点，在十一月二十七日，红军已控制了界首以北六十余华里的湘江两岸。在此区域，有四、五处浅滩可以涉渡。军委纵队也已在二十七日到达灌阳以北的文市、桂岩一带。如果当时仍决心抢渡，由桂岩到最近的湘江渡点，不到八十公里，采取轻装急行军，一天就可到达，仍可能以较小的损失渡过湘江。但却再次丧失良机，部队按常规行军，每天平均只走一、二十公里，足足走了四、五天，才到达湘江边。
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央军委纵队从永安关进入灌阳的桂岩，一天之内只走了八公里；二十七日，从桂岩到文市，行程仅六公里；二十八日，从文市到石塘，走了二十六公里；二十九日，从石塘到界首，走了三十二公里。
整整四天，中央军委纵队在湘江以东只行走了七十二公里，平均每天十八公里。这种行军速度，给了敌人以重新调整部署的时机，使我军有利的态势丧失殆尽。湘敌从黄沙河一带南下，先我占领全州，并南进向我扑来。十一月二十九日，刘建绪“识破了白崇禧的目的是想要让红军入湘，他就急了。即以其四个师的兵力，从全州倾巢出动，向我二师脚山铺阵地进攻”。(22)这时，自十一月二十六日起我佯功龙虎关的红军部队，向北撤去白崇禧见恭城、富川的威胁已解除，遂一面宣布红军“已沿湘桂边境，向北窜走，富贺边境，干戈已告平靖”。(23)一面指挥夏威率第十五军的两个师和第七军的一个师，以三师之众向我左翼进攻。使前线红军战士为了掩护后续部队过江付出惨痛的代价。
蒋、桂的矛盾和红军对桂系军阀造成的威慑决定了桂军必从桂北撤防。因为桂军的这次防堵除了是一次军事行动外，还含有复杂的政治内容。如果桂军不后撤，不加强恭城一带的防务，红军、蒋军无论谁由此进入广西腹地，桂系军阀都会有老巢丧失的危险。红军对龙虎关的佯攻是必要的。桂军从全、兴、灌一带撤防，红军已达到了佯攻的目的。总是在于我军没有抓住这一稍纵即逝的良机，部队没能迅速跟上，尤其军委纵队缓慢的行军速度，影响了全军的转移。为保证军委纵队安全渡江，一军团的一师、二师在全州脚山为阴击湘敌血战两昼夜；三军团、五军团与向我侧击的桂军在灌阳的文市、新圩进行了殊死的搏斗。据香港《循环日报》载：文市战斗之激烈程度，“为赤匪抵桂北以来所创举”；新圩“连日战事，异常剧烈，比之文市之役尤甚”。(24)
然而桂系军阀的撤兵对红军的突围终究是有意义的。如果桂军不从兴、全、灌一线撤走，如果桂军撤走后，薛岳能够及时接替刘建绪部在零陵至黄沙河的防线，使刘部迅速南下，填补桂军所遗防地，那样，湘江战役对红军造成的后果就更不堪设想了。
十二月一日，除红三十四师外，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了湘江。三日到六日，越过了长征以来的第一座高山——老山界。十三日，中央红烟全部离开了桂北，进入了湘西南，走上新的征程。
二、蒋介石与贵州军阀的矛盾同红军长征
中央红军长征所经的十一个省中，贵州是停留时间最长的一省。长征途中的许多重大事件大都是在贵州发生的。如黎平会议、突破乌江 、四渡赤水以及以地我党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遵义会议等等。贵州也是地方军阀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最为突出的一省。国民党“中央军”和贵州军阀的矛盾，川、桂、湘军阀与蒋介石的矛盾，以及地方军阀相互之间的矛盾，造成红军争取战略主动的有利条件。可以说中央红军在贵州的转战活动，是我党和中央红军在长征中转危为安、由失败走向胜利的关键时期。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举行会议，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向贵州进军、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根据地的正确主张。之后，红军在贵州行军迅速，一月二日至三日，一、三、五、九军团分别从回龙场、江界河、茶山关渡过乌江天险，七日，二师六团智取遵义，陈云同志说：“此时红军士气极高、服装整洁，在湖南之疲劳状态，已一扫而空矣”(25)从黎平到遵义的行军“是在非常有利的情况下完成的，这个地区没有防御工事”。红军“可以加快自己的行军速度，而且又有足够的伪装对付频繁的空袭”。(26)
贵州军阀部队的战斗力比湘、桂军阀的战斗力要弱，然而，黔军的防务何以空虚到这样的地步？中央红军从黎平到遵义，长驱直入，黔军的主力窨在哪里呢？
还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七日，蒋介石就曾命令黔军“应于锦屏、黎平两地控置有力部队，俟菲西窜时，相机堵击，阻其入境”。(27)十二月十二日，蒋介石再次强调黔军应在“玉屏、锦屏、黎平、永从、洪州线上，赶筑坚固工事，先选重要城镇构筑碉堡，以防匪之突窜”。(28)但是贵州军阀王家烈并没有执行上述命令，既未在锦屏、黎平两地“控置有力部队”，也没有在重要城镇构筑坚固堡垒，直到十二月十三日，他才报称“本部兵力十六团，其精干之十一团已配置前线。饬属砺兵秣马，严阵固守”。(29)
然而，王家烈这十一团“配置前线”的部队仅有四个团是驻防在黔东南各县的，其主力集中在黔中。他借口“本军因经济上及运动上种种困难迟缓，又因黔东南双方兼顾，不能不位置重点于炉山、麻江一带，以应付明了匪情后之处置”。(30)红军占领黎平前，黔军在黔东南的防务是薄弱的，红军占领黎平并攻下台拱、剑河后，王家烈把兵力重点收缩在重安江一线，直至红军渡过乌江，始终保持了这个重点防线。红军攻占镇远后，黔军主力乃集结于重安江以西布防。这时黔军“柏辉章部退马场坪，杜肇华旅退西坪，本成章旅退马场坪”。(31)
当时红军和黔军的战略态势是：红军的战略意图是从黔东南直趋黔西北。渡过乌江，占领遵义，建立川黔边根据地；王家烈的打算是，避开红军兵锋，减少兵力消耗，守住贵阳。正如王家烈所言：“我深深感到，他们（指中央红军）进贵州后，并未指向贵阳，而是由余庆向北，企图渡过乌江，我又何必同红军硬拚。”(32)
王家烈不愿同红军“硬拚”，也不敢同红军硬拚，这是由黔军内部的深刻矛盾决定的。因为一九三四年贵州地方军阀桐梓系正处于严重的内部纷争之中。
一九三二年冬，桐梓系另一高级将领犹国材，为争夺省主席一职发动了倒王战争，即王家烈、犹国材之战。这场混 战直到一九三四年十月才结束，持续了近两年。王、犹之战后，二十五军分裂为王家烈、侯之担、犹国材、蒋在珍四派。王家烈控制贵州省垣和黔东南一带；副军长兼教导师师长侯之担占据遵义、赤水及川南数县；总指挥犹国材割据盘江八属；黔军师长蒋在珍驻扎于正安、沿河一带。形成四个军阀各霸一方的局面。
一九三四年十月下旬，王家烈命犹国材派三团兵力开赴黔东南布防。十月三十日，犹国材通电服从。但是犹发出电报后，所许诺的三团人马却没有出动，不过纸上谈兵而已。直到十二月四日，犹部先头团周文彬团才从兴仁启程。周团行军缓慢，根本没有到达黎平。十二月二十四日，犹部三个团才慢慢腾腾开到马场坪。此时红军已占领黎平、锦屏等地。于是，犹部三个团便停留在贵阳以东。勾心斗角的王、犹两派部队，不仅不能团结一致，而且，彼此间的戒备和防范极大的消弱了对红军的作战。这就使中央红军渡过乌江的困难减少了，所付出的牺牲也大大降低了。
大小军阀在统治集团内部有无地位以及地位的高低，完全靠自己的实力和实力的强弱来决定。反动军阀都深明此道。王家烈要维护他在桐梓系中的霸主地位，需要保持实力；犹国材要拥有与王家烈抗衡的力量，获得蒋介石的支持，也须以实力为资本。这是王、犹两部都避免与红军作战的根本原因所在。
同王、犹一样，负责乌江江防的侯之担，在堵截红军上执行的基本政策，也是保存实力。当时，防守遵议的侯部“判断红军不会久留贵州，不如将部队分两路撤离遵义。一部分 撤到赤水、仁怀，保住地盘，同时也拱卫川南。一部分撤到绥阳、正安，俟红军走后，即可就近收复遵义。这样既可保全实力，又可能收复防地”。(33)对于素称天险的乌江，侯之担的部下根本不打算坚守。他们认为；“红军战斗力强”，“乌江又何能阻止得住”。(34)所以，从一月二日“乌江战斗以来，侯之担就采取不抵抗主义。每次战斗，只要枪声一响，总是不战而逃”。(35)侯部对防守乌江缺乏信心，也不愿在阻击红军过江中被消灭。
四分五裂的桐梓系军阀，部队由各将领分别掌握，行政由各驻军擅自委派。名为军长兼省主席的王家烈，实际上既不能号令全军，也不能号令全省。指挥不能统一，行动不能一致。在此情况下，黔军就无法对我中央红军组织有效的全面防御。其实，早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四日，黔军“围剿”我二、六军团时，犹国材就曾说王家烈“通筹大计迄未布防，各军动作不齐，人心惶惶，此一盘散沙，不将同归于尽耶”。(36)
黔东南黎榕一带，如果犹国材的三团部队按时开到，则黔军在此地区的布防兵力几乎可增加一倍。如果王家烈把所属的十六个团全部用于对红军进行堵截，那就会使红军在黎平到乌江的行军路上遇到极大的困难。由于王、犹的矛盾，当红军占领黎平时，王部第一师师长何知重仍以五个团的兵力驻扎安顺防范犹国材，分散了王家烈三分之一的兵力。
王、犹两部兵力共二十四个团，在红军渡乌江之前，与我军接战的不足六个团。防守乌江的侯之担也仅以一半兵力配置前线。协助侯部守江的王家烈部万式炯第八团驻守箐口，听到枪声即按计划撤到思南。
黔军二十五军全部兵力为三十四个团，由于分属四派，黔东南的防御，乌江的防御，虽有分工而未能分工，虽有合作而未能合作。参加抵御红军的兵力合计十一个团，不到黔军总数的在一分之一。
黔军内部所以如此分崩离析，桐梓系集团所以如此盘散沙，其根源在于蒋介石对贵州军阀多年的分化瓦解蒋介石为搞垮不肯听命的桐梓系集团早在周西成当权时就开始了。
一九二九年春末，蒋介石在蒋、桂之战前致电周西成曰：“现中央决定讨桂，事在必行，望继斌（周西成号——引者）兄当机立断，通电表示赞助中央，铢稍犹豫，立盼电复。”(37)周西成被逼上梁山，以倔强的态度复蒋一电，率领黔军作为桂系的盟友展开了对滇军的战争，周西成在贵州北盘江作战，被拥蒋的滇军打败，周本人战死，反蒋最坚决的周西成已死，桐梓系群龙无首，这就给蒋介石进步秘诀解桐梓系以可乘之机。
继周西成而为桐梓系领袖毛光翔在政治上摇摆不定，被王家烈于一九三二年初赶走。王家烈上台后，表面上“拥护”中央，暗中却数次到广州和“西南政务委员会”联络，并领得“政委会”一笔特别助款，然而最不能使蒋介石容忍的是王家烈与两广军阀签定了秘密协议，协议规定：蒋介石如对粤、桂、黔三省中任何一省用兵，其他两省应以全力援助。因此，蒋介石支持犹国材反对王家烈，并收买何知重作为内应。
这次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使蒋介石得到一个攫取贵州政权的大好机会。薛岳所部“中央军”八个师以剿匪为名堂而皇之开进贵州。王家烈虽然觉察到蒋介石企图使地方势力和红军两败俱伤，实现“一石两鸟”的阴险目的，但是他既无力量也无理由阻止“中央军”入黔。于是，王家烈竟然想出一个坐山观虎斗来，希望借“中央车”与其他军阀部队之手歼灭红军，以维持自己在贵州的统治。因而，十二月中下旬。王家烈几乎天天拍电报要求湘军、桂军、中央军入黔“剿匪”。
—九三五年一月二日，王家烈与“中央军”将领吴奇伟在重安江会面，商讨军事行动。吴对王甜言蜜语，答应补给黔军枪枝弹药。王家烈非常得意，向全军通电说：“冬日烈与用侬(犹国材号——引者)知重等亲赴重安江，晤中央追剿军第二兵团副总指挥吴军长奇伟，会商剿匪之进攻及布防计划，结果圆满，……各项计划，均经面商停妥。平越、黄平、瓮安、余庆防务、均由中央军负责。本军则移至贵阳附近，并侧重清水江及开阳方面防务，堵匪西窜。”(38)一月三日，王家烈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又强调黔军“扼守平越至开阳沿清水河之线，掩护贵阳”，“若贵阳已无顾虑，则烈立率部尾追协剿，用竟全功”。(39)他还要求蒋介石命令薛岳“由施黄向瓮、余追剿”。(40)
然而，王家烈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他认为“中央军”布防在黄平、余庆一带，自己守卫贵阳，贵州的统治便可高枕无忧，其实，薛岳早就扬言，“无论菲窜何方，本军总以到达贵阳为目的”(41)说穿了，这个目的不是别的，就是夺取贵州政权。为达此目的，薛岳对王家烈等进行了毓的欺骗。
一月四日，薛岳赴马场坪与王家烈协商，“计划进剿，表示颇诚，并指天日，除剿菲外，决不过问他事”(42)但就在这同时薛岳又改变一月二日王家烈与吴奇伟的协议，令王部柏辉章师向遵义刀靶水开时，李成章、杜肇华旅向息烽推进。(43)很明显，这一改变是要把黔军调离贵阳附近，为“中央军”进入贵阳扫清道路。果然，一月八日，薛岳率兵团部进入贵阳，一月九日，薛岳、吴奇伟在《政贵州省政府公函》里，以“本路军为追剿残匪，巩固追剿策源地”(44)为借口，宣布已令吴（奇伟）、周（浑元）两纵队向贵阳前进。十日，吴奇伟纵队到达贵阳附近的狗场、清镇、镇西，万耀煌第十三师到达龙里；周浑元纵队郭思演第九十九师担任贵阳北郊警备。十一日，周纵队第五师、九十六师到达扎佐。
薛岳率领的“中央军”领先个师全部到达贵阳周围后，总兵力已大大超过黔军人数，因而使贵州军阀惶惶不安为此，薛岳于一月十二日在贵阳发表了“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演说，言称；“本军到黔，一般不明真相人民，妄造谣言，以为象从前式的军队，割据地方，扰害民众，现中央军则不然，此次不分畛域来黔任务，纯为剿匪，别无他意。”“本路军各官长，亦久经训练，此来纯为襄助王主席剿匪。”(45)薛岳反复声明“中央军”来黔“纯为剿匪，别无他意”，正是为了掩盖其为占领贵阳而作的军事部署，其实，这支自吹为“不象从前式军队”的“中央军”，来黔的重要目的之一，恰是要完成大军阀吞并小军阀的任务。接着，在一月十八日，重庆参谋团以“迭失要隘”的罪名拘押了黔军二十五军副军长侯子担。薛岳也不甘落后，当大兵云集贵阳近郊之时，他再也按捺不住占据贵阳的欲望了，一月二十一日，薛岳派郭思演接管城防，并伤命郭为贵阳警备司令。此时，王家烈的心腹干将、贵阳警备司令王天锡大权旁落郭思演的九十九师比王天锡的警备部队在人数上远占优势，“中央军”反客为主，薛岳住在前贵州省主席毛光翔的公馆，俨然以太上皇自居，连王家烈进出城门都需经“中央军”检查。至此王家烈叫苦不迭，说“中央军对待贵州人，比帝国主义对待殖民地还不如”。(46)但又无可奈何。
中央红军于一月七日占领遵义，正是薛岳率领“中央军”陆续向贵阳靠扰之时。虽然红军在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的决议中就确定以蒋介石的“中央军”为主要作战对象，但一月上、中旬的薛岳正忙于进驻贵阳，并没有立即北渡乌江追击红军。而这时的王家烈却希望红军能尽快由黔北入川，所以他虽对红军派出蹑踪部队，可不敢展开攻击作战。我中央红军利用薛、王两军皆趑趄不前的有利时机，在遵义地区休整了十二天。
薛岳“中央军”虽然占据贵阳，但王家烈的实力还在，所属各团基本完整，蒋介石仍然需要黔军卖力，逼王下台还为时太早。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九日，红军撤离遵义北上。月底，中央红军因土城战役未达到预定目的，遂改变从泸州上游渡江的计划，首渡赤水，越过川南，开入云南扎西，跟追的黔军驻扎于赤水、习水、桐梓、遵义等地。
二月十八日至二十日，中央红军由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返回贵州，在下面之敌只有黔军王家烈一部的情况下，果断地发动了遵义战役。十十五日拂晓，红一师第一团再占桐梓县城，从而拉开了遵义战役的战幕。三月一日，整个战役胜利结束。红军歼灭黔敌王家烈八个团，重创“中央军”薛岳部吴奇伟纵队两个师，获得长征以来首次大捷。
遵议战役的胜利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的结果。同时，蒋黔军阀之间的矛盾是我军获得这次战役胜利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客观条件。
早在二月九日，王家烈就电称：“贵阳之中央军，大部仍未推进，只有一部驻守乌江口”，“此中剿匪计划，不啻隔岸观火”。(47)抱怨“中央军”对于红军绝无进攻的准备。红军一渡赤水后，薛岳所率的“中央军”不但不与黔北的王家烈保持密切联系，而且在红军二渡赤水、再返贵州之时对王家烈的求援迟迟不理。虽然在二月十八日，薛岳下令吴奇伟纵队从贵阳出发，增援遵义，但直到二月二十五日王家烈还电蒋，要求蒋介石“请总指挥薛飞令各师，兼程到遵增援”(48)的时候，增援遵义的吴奇伟纵队还没有过江。此时，驻扎于贵阳附近的“中央军”也迟迟不前。这就引起了粤桂军阀对蒋介石的攻击和四川军阀对蒋介石的不满。为了堵塞粤桂军阀及四川军阀之口，缓和一下矛盾，蒋介石不得不电令薛岳“务督各部向匪猛击”。电云：“接川中电称：匪向东回窜，土城被占，其故在中央军未照预定计划西进等语。现在二广（指粤桂军阀——引者）正借口中央军在黔逗留不进，以罪中央。如果匪东窜，而我军不克积极追堵，则彼等更可加罪中央。而且使川军对中央亦受不良影响，则事更难为。”(49)到二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王家烈再次连电请求增援时，吴奇伟才率领部队渡过乌江。但此时遵义已被红军再度占领。薛岳本想在红军与黔军激战数日后收拾局面，不料吴奇伟部被我一、三军团包围，两个师几乎被全歼。蒋介石愤而称此战为“国军追剿以来的奇耻大辱”。薛岳本想借刀杀人，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遵义战役使王家烈的黔军主力八个团被歼，大伤元气。三月十一日，黄道彬（贵州省代主席）在给龙云电报中也不得不承认：“遵义一役，我以孤军六团，与匪激战五昼夜，弹尽援绝，乃至不守，状极惨烈。”(50)红军则由遵义战役的胜利，争取到短期的主动。
遵义战役后，王家烈自知在贵州的统治由于遵义大败已经动摇，三月五日。他以惴惴不安的心情致电蒋介石，试探蒋的态度。电云：“残匪回窜，黔当其冲，烈守长之任既疏，追剿之责未竣，责无旁贷，罪何可遣，，请钧座明令议处，以申法纪”(51)蒋介石懂得王家烈的用意，为了稳定黔军军心，蒋介石于三月十四日指示吴奇伟，要他对黔军犹国材、柏辉章、何知重各部“应特别注意抚慰之”(52)三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又给王家烈发来一封电报，对遵义战役只字不提，反而说王“肫诚真挚，许国心长，至用嘉佩。尚盼益加努力，剿匪安民，刷新政治，以付厚望”(53)对王家烈大加安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