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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协"组织根据"荫蔽精干"的方针，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学校内部，把职业小组划出去；各校"民协"组织要独立开展活动；取消"民协"执委会，只保留"民协"代表会，设主席、文书各一人，作为各校"民协"小组的联络机构，而不是领导机构。"民协"的执委会取消后，由主席王文星、文书吴祖型负责各校的联系工作。朱语今离蓉前还介绍王文星与张友渔联系。不久，王文星离蓉，主席由张国钧继任。张去解放区后，主席先后由卫永清、王宇光接任。此前，即市中事件以后，中共川康特委书记王致中到中共南方局汇报市中事件的经过及斗争情况，并建议恢复和清理成都各大学中的地下党组织，把学校中原由中共南方局联系的一些党员转到成都来，逐步着手吸收新党员。这些意见都得到中共南方局的同意。王致中回到成都后，川康特委正式指定王宇光负责领导"民协"组织和各大学中共地下组织的工作，把由中共南方局联系的党员李相符、贾维英、陈宝静等人的关系转到王宇光处。接着于1944年底至1945年上半年，陆续恢复了大学中的一批党员的关系。此后，"民协"和大学的学运工作，就在中共川康特委的领导之下进行。
成都"民协"及其领导下的各级组织，在成都各界民众的人民民主运动的斗争中锻炼成长，发展壮大。到1945年上半年，由"民协"会员领导和影响的社团发展到近百个，使这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青年组织，有了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强大的生命力，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进而在解放战争时期，带领广大青年学生，开展开辟第二条战线的斗争中，发挥着骨干和先锋的作用。
二、"市中事件"及成都人民民主运动兴起
国民党政府的进一步腐败，导致其军队在日军进攻面前几乎完全丧失战斗力。1944年4月起的豫湘桂战役的大溃败，使国民党统治集团威信扫地，丧失殆尽。在这种情况下，围绕着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争取实行民主宪政的民主运动再次兴起。7月13日，进步民主人士张澜在成都发起组织"民主宪政促进会"，推举进步民主人士邵从恩为主席，张澜、李幼春为副主席，提出实施宪政、尊重人民自由、刷新政治、革除弊端、全民动员、武装人民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等10项国事主张。对于广大群众要求实现民主宪政的要求，中国共产党积极支持。9月15日，在国民党召集的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林伯渠代表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中国共产党的这一主张，代表了广大人民的迫切要求，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国民党统治区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争取实行宪政的民主运动继续高涨起来。
成都人民热烈响应中国共产党这一代表民意的主张。《华西日报》于1944年10月2日发表《唯民主方法能达民主目的》的社论，表示支持国民参政员张澜、李幼春返蓉后发表的谈话，呼吁"各党各派与无党派共同组织政府成立联合政权，实为今日解决国事，挽救危亡所急需"。
1944年10月7月，在 "青年民主宪政促进会"推动下，成都华西坝的华西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女子大学五所大学的12个学术团体联合召开国是座谈会，邀请出席国民参政会的代表作报告。参加大会的有成都各大学师生及各界人士2000余人。国是座谈会在华西大学召开，大会主席由民协燕大学生会主席刘克林担任，参加座谈会人士的询问提案有百余件，经主席团归纳为七大类：(一)军事问题；(二)贪污问题；(三)经济问题；(四)民主问题；(五)党派问题；(六)教育问题；(七)其他。这些提问都全部在会场内张贴出来，引起了群众的热烈议论。从这些对国民党当局提出的质问中，可以看到如何挽救军事上的失利，如何改革政治和如何实施民主等三大问题，是当时广大人民群众最为关切和重视的。当天应邀到会的七个参政员是张澜、李璜、刘王立明、吴贻芳、周芃池（周峰池、周通刚）、常燕生（常乃惠）和黄建中。他们代表着不同的党派，从各自的立场谈了对国事的看法。关于军事问题，青年党参政员李璜认为中原会战失败是军队的腐败造成的。他认为要打败日本必须改革政治，团结一致，争取盟国援助，尽快成立联合政府。关于政治的改革和民主的实施，是人们普遍关心，也是发言者谈论最多的一个问题。民盟参政员刘王立明认为只有实行民主才能解决目前的政治问题，要争取民主政治，不是少数人能够办到的，希望知识分子起来响应。青年党参政员常燕生在讲话中提出，真正实行民主，首先得让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三大自由，人民有了自由才能表现力量，才能使民主达到圆满的成功。民盟参政员张澜先生在讲演中指出："今天提出这样许许多多的问题出来，其实根本问题只有一个，就是民主政治问题，就反证今天是不民主的。"他认为"政治腐败，国家危机，都是由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结果。今天的国家是党治国家，只有党权而无民权，只有党意而无民意。所以民意不能代表，舆论不能伸张，人民不能监督政府官吏，因此法令繁多而纷扰，民不聊生、利归中饱。军队没有不吃空额的，前方如此，后方也如此。所以只有实行民主，才能团结全国，集中人才，结束一党专政的腐败政治，才能够挽救国家的危局。各党派都有公开合法存在的权力，国共合作，十分必要。"最后他指出，民主政治就是要当权者放弃党治，国家的事，应顺从民意，民主政治的第一步就是组织联合政府。
国是座谈会的召开，是1940年成都"抢米事件"以后的第一次公开的大规模的群众集会。这次大会，对于国民党的腐败与独裁专制进行了公开的揭露，大长了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反动派的威风，对于打破大后方沉寂的气氛、推动人民民主运动的兴起起了重大的作用。
次日，"民主宪政促进会"也召开了座谈会，张澜、邵从恩、张志和、王白舆、常燕生、陈筑山等100余名知名人士到会，还有各界人士参加旁听。会上，就宪草之国名、国民大会的职权、边区制度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热烈的讨论。同年10月15日，党的外围组织"成都民主青年协会"的成立，为人民民主运动的兴起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1944年10月底的成都市立中学血案（市中事件）是激发成都人民民主运动蓬勃兴起的催化剂。
成都市立中学是国民党成都市长余中英一手创办的一所重点学校。在国民党顽固分子、校长康定夏的控制下，大力推行法西斯奴化教育，制定森严苛求的校规，强行向学生灌输反动思想，加强对学生的控制。学生中的少数国民党、三青团分子，在学校当局的纵容下，依仗其特殊背景，欺压同学，监视教员，胡作非为，严重地影响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搅得学校极不安宁，激起了大多数同学和教员的不满。
1944年10月，成都市立中学的高年级和其他年级的学生对学校的伙食不满，多次发生内部纠纷，学校当局处理不当，引起学生对校方的严重对立。市中校长康定夏报告市长余中英，要求当局干预。余中英当即命令警察局长方超于10月31日亲自率领武装警察数百人把市中包围起来，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大打出手。他们用枪托、棍棒、纤索等事先准备好的凶器到处追赶毒打学生，使30多人受伤，其中重伤10余人，当晚又逮捕和囚禁学生40多人。事件发生后，警察封锁学校，不许学生出入。同学们冲破各种阻挠，四处张贴传单，发表宣言，向全市和全国揭露国民党当局武装镇压学生的暴行。
"市中事件"像一根导火线，引发了广大青年长期不满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怒火。消息一传出，全市中学生、学生家长和社会人士无不为之愤慨。中学同学们的行动最快，有的宣布罢课，有的进行募捐，有的组织慰问受伤同学并上街张贴传单，向各大学呼吁援助，迅即引起全市各方面的反响。在大学中，金陵大学首先行动，他们把报纸上关于市中事件的报导剪贴出来，号召全校同学签名、募捐慰问，并联络各大学起来响应。
"民协"的校际代表们连夜在华西坝开会，汇报各校群众发动的情况，分析形势，研究斗争策略。大家一致认为，国民党当局在军事上的大溃败，已经暴露了它在政治上的反动与腐败，深为国内广大人民所不满。这次他们在成都采取公开镇压学生的行动，暴露了它的专制独裁的真面目，必然更加激起人民群众的愤怒。应当抓住这一时机充分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打破大后方的沉寂局面，推动正在兴起的人民民主运动。于是各校"民协"组织通过会员所领导、参加或能够影响的社团，进行深入发动群众的工作。这样一呼百应，各种声援活动很快就遍及全市。
11月6日，召开全市各大中学校代表大会，讨论成立"全市大、中学生声援市中学生后援会"。会上大家选举金陵大学、燕京大学代表分别出任后援会的主席、副主席。后援会一成立，便在中山公园公开举行报社记者招待会和部分市中学生家长座谈会，说明"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发表了《告全市人民书》，以后又组织慰问活动和积极筹备全市性的请愿示威活动。
11月5日起，市中学生家长、市民、社会人士到市中访问，慰问的越来越多，市中校方被迫出面召开家长座谈会，家长们当场提出了种种质问。接着便以"受害学生及家长"名义，于9日写信给省政府主席张群，控告余中英"长政无方、侵吞中饱"的劣迹。控告信还说：目前"民怨沸腾，众叛亲离之势业已酿成"，"总之其罪行不法已极，事实难以笔录"，"特请早为撤职查办以防未然而安人心"。文化界著名人士叶圣陶、马哲民、李相符、沈志远等52人公开发表《慰问市中同学书》，谴责国民党政府的暴行。
11月9日，由"民协"领导的"后援会"决定在组织大规模游行示威之前，先派出一个由大中学生代表组成的请愿团向国民党省政府主席张群递交请愿书，提出公布事实真相，查办凶手等要求。张群玩弄软硬兼施的手段，一面宣称要将市中校长撤职，要对余中英和方超各记大过一次，一面又对中学代表施加压力，让学生立即复课，被学生代表严辞拒绝。
11月7日，"民协"召开紧急会议。"民协"的校际代表执委、进步社团的代表、职业界的青年代表以及在美国新闻处成都分处工作的青年诗人邹获帆和李相符等30多人出席会议。开会地点选在英籍教授哈兰德家里。会上大家汇报了各方面的动态，认为群众确实已经发动起来，举行一次大规模游行请愿活动的条件已经具备，于是决定11月11日下午在华大广场举行声援大会，会后游行请愿。会议推选出"民协"会员王文星、王晶垚、黄寿金三人组成秘密的行动委员会，负责统一指挥游行请愿工作。11日下午，各大、中学的同学几千人陆续来到华大广场，大会开得很简短，接着是几千人（其中中学学生占一半以上）进行了游行。沿途一些中学学生和群众加入了游行队伍。游行的队伍越来越大，最后有六七千人，经老南门、东御街、盐市口、总府街、春熙路，沿途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热血歌》，并高呼"打倒余中英、方超！"、"反对军警干涉校政！"、"反对党化教育！"、"保障人身自由！"等口号。队伍所经之处，还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游行队伍最后到达省政府所在地督院街。派出燕大学生自治会主席李中带领代表进省府谈判，提出公布市中事件真相；严惩方超、撤换余中英；医治受伤同学，保障学生人身自由等条件。省长张群不敢与代表见面，只得派省府秘书长李伯申与代表们周旋，谈判僵持三个多小时。最后李伯申请示张群，张被迫接受代表所提的各要求。两天以后，余中英、方超"引咎辞职"。
由"民协"直接组织领导的围绕市中事件展开的斗争，终以把制造这次事件的祸首赶下台而取得了胜利，从而表明成都人民民主运动的兴起，震动了西南大后方，鼓舞了重庆、昆明等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力量。对此，中共中央也高度赞扬。延安《解放日报》从12月1日起，连续发表关于这次事件的新闻报导、通讯、评论及有关声援的函电和诗文。周恩来在延安各界青年纪念一二九运动9周年的大会上讲话时，具体讲了成都学生万人大示威的情况：大后方青年运动的迅速兴起，"正是新的一二九运动的爆发"。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中指出，成都这次学生游行示威为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以来第一次大运动。1945年10月，中共南方局组织部长钱瑛和"民协"负责人王宇光谈话时也说，南方局认为："民协"发动的这次斗争，是国民党统治区群众运动新高涨的一个信号。中共中央青委对这次斗争的评价是：市中事件是大后方群众运动从低潮转入高潮的转折点，使群众运动恢复起来，冲破国民党的镇压，为以后全国的人民民主运动，特别是成都的人民民主运动进一步的发展做了准备。
三、人民民主运动的继续发展
1944年末以后，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迅速进展和夺取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进入关键时刻，成都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争取民主，要求建立联合政府的人民民主运动继续深入发展。1945年春，联合国组织准备在旧金山召开会议，讨论战后和平问题，中国被列为邀请国家之一。于是围绕旧金山会议，出现一场关于时局问题的讨论。社会舆论的中心是呼吁民主、团结，希望尽快建立联合政府。2月，重庆文化界312人签名发表"对时局的进言"，要求国民党当局废除限制人民活动和言论自由的法令，取消党化教育，释放政治犯等六项主张。3月，昆明文化界314人签名发表"关于挽救当前危局主张"。4月，成都文化界125人签名发表"对时局的献言"，"献言"为挽救目前危机，争取抗战胜利提出：立即结束党治，从速召开各党各派各界民族组成的紧急会议，共同商定施政纲领，成立举国一致的政府；尽速召开真正能代表民意普选的国民大会；切实保障人民应享有的一切自由等十项主张。浙江大学全体学生发表"促进民主宪政宣言"响应各地各界要求民主、团结的呼声，首先得到成都燕京大学学生的响应，学校30个进步学生社团发起召开时事座谈会。校长梅贻宝、文学院长马季明及教职员20多人出席会议。这次座谈会讨论了旧金山会议的意义，中国参加旧金山会议的准备，中国的现状，中国前途展望，我们大学生应该做些什么等问题。讨论中国现状时，有同学对国民党新兵生活情况提供了一个调查报告，列举国民党拉丁、卖丁的惨痛情况，大家听了极为愤慨，并认为其根源全是由于不民主、不团结之故。而挽救危局的唯一有效的办法，在于加强团结，实行彻底的民主。而中国的前途是尽快建立联合政府，召开国民大会。会上，代表们要求宣读浙大及重庆、昆明文化界呼吁民主团结的宣言，并一致建议学生自治会以全体燕大同学名义发表呼吁民主团结的宣言。燕大学生自治会根据同学们在座谈会上对时局提出的几项主张，"民协"会员李中草拟成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交全体同学通过后向全国发表。宣言向全国同胞呼吁，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已到了紧要关头，各界民众应团结起来，要求政府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立即联合各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召开国是会议，制定战时施政纲领；立即组织联合政府，集中全国军事力量，配合盟军反攻，彻底消灭日寇，夺取抗战胜利；立即停止党化教育，解散特务组织，切实保障人民思想、言论、出版、结社等等自由。宣言公布后，在成都大中学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1945年5月22日的延安《解放日报》第二版发表《成都燕京大学全体同学为主张民主团结宣言》，对国民党统治区广大青年学生的人民民主运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44年底到1945年初，日本侵略军对西南地区步步紧逼，国民党政府下令组织10万知识青年参加青年军，中央社为此也大肆鼓吹。中共南方局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指出"挽救目前危急最根本最重要的办法，是政治上要有一个全面彻底的革新，不能把知识青年从军看做是挽救目前危局的唯一方法"。成都各大学的"民协"小组根据中共南方局的指示精神，在青年学生中进行了广泛的宣传，为青年学生指明抗日救国的方向。1944年11月20日，燕京大学"民协"小组通过学生自治会召开全体学生代表座谈会，讨论"抗战建国工作"及"知识青年从军"问题。会上，有人主张全体同学都应投笔从戎。许多同学不同意这种主张，他们认为，当前的抗日救亡工作是多种多样的，决不仅是从军一途，知识青年的爱国热忱应当表现在多方面的贡献，如果大家都从军，其他方面的工作又由谁去做？也有同学认为，当前的根本问题在于给人民以救国的自由。经过辩论，多数同学都认为：大学生的责任是发挥自己的力量，做各种各样的救亡工作，而开展抗战工作的先决条件，必须向政府争取到为救国而工作的自由权。接着华西坝各大学的"民协"小组和川大"民协"也组织了各种小型的座谈会，讨论从军问题。在一次有部分社团代表参加的座谈会上，李相符发言说：军队应该是属于国家的，不能变成私人的工具，现在大家都赞成建立联合政府，只有等到联合政府成立了，那时的军队才是国家的军队。他的这些谈话，由浅入深，对于引导一些同学如何对待争取民主权利，开展抗日民主运动，投笔从军等问题，起到了启发和教育的作用。
齐鲁大学的"民协"小组，从引导同学们正确对待从军，发展到领导同学们反对和驱逐反动校长的斗争。齐鲁大学校长原来是国民党朱家骅的亲信，以后CC派头目陈立夫统治教育界，他又投靠陈立夫，是当时几所教会大学的校长中最为反动的一个。他在校独断专行，贪污公款，排斥异己，深为多数教师学生所不满。1943年夏，齐大一部分教授和同学因揭露他的贪污问题而遭到报复，一些教师被解聘，理学院院长被迫离职。1945年1月9日，这位校长竟在齐大的纪念周会上宣布，要在已报名参军的学生中用抽签的办法来完成国民党征集青年军的任务。齐大医学院学生张汝黻拒绝抽签，校长竟令人代他抽签，结果抽中了，张不服。校长便命令训导处挂牌宣布：开除张汝黻学籍。牌告一出，引起全校师生不满，"民协"小组即发动进步社团的同学成立"正义团"起来揭发校长压制学生，贪污学生平价米等恶劣行径。接着推动学生自治会出面召集全校300多学生开会，决定全校罢课，同时派出代表清理账目，组织同学贴标语，出壁报，画漫画。1月17日，齐大学生自治会又在学校思义堂招待新闻界，对外公布校长强迫学生抽签从军，贪污学生平价米，收买爪牙，独裁治校等方面的劣迹。23日傍晚，学生自治会率领学生百余人在华西坝举行火炬示威游行，还两次发出"告各界人士书"，列举校长的罪恶事实，争取全校师生的团结，并呼吁全社会的援助。这次罢课坚持了二三月之久，齐大董事会中的吴耀宗、文幼章等都大力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其他各大学中有的以学生自治会名义，有的以社团名义发表宣言，表示支援。最后齐大校董事会几经磋商，决定收回开除学生成命，正式罢免该校校长职务。
1945年初，中共南方局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号召国统区爱国青年到真正的抗日前线--敌后去打击敌人，号召沦陷区青年"回乡抗战，就地抗战"。当时的中原解放区需要大批干部，南方局指示各中共地方组织输送一批知识青年去中原解放区。为此，中共南方局的青年组成立了由张黎群负责的专门小组来抓这项工作。并派人探查去中原解放区的路线，建立了秘密交通站，为输送干部做准备。成都各校"民协"组织在会员中进行动员，计划趁机将学运中已经暴露的"民协"会员，转到解放区去参加工作，同时再从"民协"会员中抽出一批骨干共同前去。第一批有20多人，他们6月从成都出发到重庆的秘密接头地点（八路军办事处设的联络点），办好手续后，分别编成三四人的小组。7月中旬离开重庆，经万县到奉节县的大溪，化装成商人、市民，穿越川、鄂、湘边境的崇山峻岭，再经湖南去中原解放区。以后，"民协"会员中又有一批成员按照组织的安排，陆续被派往延安、太行、晋察冀、晋冀鲁豫等解放区。
在动员知识青年去解放区的同时，由于日寇进攻的不断深入，中共南方局除派专人做四川地方实力派的上层统战工作，动员他们坚持"西南自保"外，还指示中共各地方的组织，动员一批知识青年到国民党统治薄弱的边缘地区，以公开职业做掩护，扎根农村，建立巩固的据点。《新华日报》的"青年生活"专栏从1944年年底起，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为主题，连续发表文章，指出"知识青年的岗位在农村"，"只有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走进农村生了根，才能真正把农村民主运动开展起来"。1945年春，各校民协组织把下乡工作作为中心任务来抓。他们组织民协会员和进步学生学习《新华日报》有关文章，进行反复讨论。暑假一到，"民协"组织就以燕京大学、华西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四川大学、光华大学等校的大批"民协"会员为骨干，约集社团中一些积极分子和个别工人夜校的工人，组成几个农村工作队，分赴金堂县的姚家渡(现属青白江区)，成都附近的龙泉驿、石羊场、华阳县的永安乡等农村。他们的任务是送医送药下乡，为农民治疗小伤小病，举办农村夜校，教农民识字和学文化，举办展览和演出，对农民进行抗日宣传，进行农村调查，了解农民的租佃关系等等。赴金堂的农村工作队下乡后，和当地保甲长取得联系，利用乡镇赶集的日子，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宣传活动。他们从成都美国新闻处借来一套反映中国抗日的图片，用对比的方法，把国民党战场节节败退的图片和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上军民英勇抗日的图片放在一起展出，使农民受到很大教育。
1945年4月，成都10所大专学校的2000多人参加追悼美国总统罗斯福逝世的大会，提出"纪念罗斯福要实行真正的民主"的口号，其目的仍然是为了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的独裁专制。同时，在"民协"领导下，四川大学进步学生用签名方式发表了《时局宣言》，呼吁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团结的联合政府。《宣言》经李相符转交给《华西晚报》发表后，引起了国民党顽固势力的不满，他们煽动和蒙骗四川大学少数学生，挑起事端，捣毁了《华西晚报》的营业处。事件发生后，川大"民协"组织进步学生，以17个学术团体的名义，发表声明，声援《华西晚报》。《华西晚报》以"真理在我们一边"为标题刊登了声明，并在同一标题下，登载了华西大学进步学生声援该报的声明。"民协"还通过燕大、金大、华大部分社团，公开写信慰问，声援《华西晚报》。经过"民协"和进步师生的宣传争取工作，伸张了正义，挫败了顽固势力的离间阴谋，教育了广大中间同学，促使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逐渐向进步势力靠拢。
1945年五四运动26周年到来之际，中共上级党组织指示要积极开展纪念活动。"民协"组织经过研究决定，各校要动员大中学生，用营火晚会的形式组织一次大规模的群众集会。5月4日下午六时过，成都市大中学校的3000多学生，陆续来到华西坝宽阔的大足球场上。为防范特务的捣乱，同学们手挽手筑起一道道人墙，主席宣布开会时也对特务发出警告。营火晚会上，华大陈钟凡教授讲述"五四"运动的经过和意义。著名作家叶圣陶、燕大教务长沈体兰、国际友人文幼章博士发表讲话，称赞这盛大的青年自动集会，喻之为"中华民族新生的曙光"。"燕京文摘社"成员张璃代表社团讲话，号召同学们继续发扬"五四"精神，争取民主，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而奋斗！大会通过的宣言呼吁在全国实现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重开全国各党派的团结的会议、完成民主的统一；筹备改选真正代表民意的国民大会。号召每一个中国青年，继承和发扬四五运动精神，为实现民主政治，打败日寇贡献自己的力量。会后举行了数千人的火炬游行和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奋斗到底的庄严盟誓。
四、成都人民对抗日战争胜利的贡献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在这场长达八年的反侵略战争中，四川是抗战的大后方，成都是大后方的主要基地。而随着1938年10月，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也设在重庆，四川以及它的省会成都又成为中国共产党进行统战工作的重要阵地。八年抗战中，成都人民为支援抗日前线，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为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八年抗战中，四川军队付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据不完全统计，在战斗中为国捐躯的有26万多人，负伤35万多人，失踪2万多人。在川军参加的战斗中，有许多感人的事迹，台儿庄战役中的滕县保卫战就是突出的实例。为保卫滕县，守城川军师长王铭章（成都籍）率2000多人，与数倍的日军展开英勇战斗，毙伤日军达4000多人，守城2000多官兵壮烈牺牲，师长王铭章以身殉国，在川军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国共两党领导人为王铭章赠送挽联，以表彰他的功勋。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吴玉章、董必武、王明、秦邦宪等撰写的挽联为："奋战守孤城，视死如归，是革命军人本色；决心歼强敌，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争光。"在抗战中牺牲的川军高级将领除王铭章外，还有刘湘、李家钰、许国璋、饶国华，牺牲的川军校尉指挥官更是无以计数，现只有一小部分被载入《抗日将士忠烈录》，他们将永远受到人们的敬仰和纪念。
八年抗战中，四川不
成都"民协"及其领导下的各级组织，在成都各界民众的人民民主运动的斗争中锻炼成长，发展壮大。到1945年上半年，由"民协"会员领导和影响的社团发展到近百个，使这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青年组织，有了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强大的生命力，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进而在解放战争时期，带领广大青年学生，开展开辟第二条战线的斗争中，发挥着骨干和先锋的作用。
二、"市中事件"及成都人民民主运动兴起
国民党政府的进一步腐败，导致其军队在日军进攻面前几乎完全丧失战斗力。1944年4月起的豫湘桂战役的大溃败，使国民党统治集团威信扫地，丧失殆尽。在这种情况下，围绕着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争取实行民主宪政的民主运动再次兴起。7月13日，进步民主人士张澜在成都发起组织"民主宪政促进会"，推举进步民主人士邵从恩为主席，张澜、李幼春为副主席，提出实施宪政、尊重人民自由、刷新政治、革除弊端、全民动员、武装人民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等10项国事主张。对于广大群众要求实现民主宪政的要求，中国共产党积极支持。9月15日，在国民党召集的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林伯渠代表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中国共产党的这一主张，代表了广大人民的迫切要求，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国民党统治区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争取实行宪政的民主运动继续高涨起来。
成都人民热烈响应中国共产党这一代表民意的主张。《华西日报》于1944年10月2日发表《唯民主方法能达民主目的》的社论，表示支持国民参政员张澜、李幼春返蓉后发表的谈话，呼吁"各党各派与无党派共同组织政府成立联合政权，实为今日解决国事，挽救危亡所急需"。
1944年10月7月，在 "青年民主宪政促进会"推动下，成都华西坝的华西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女子大学五所大学的12个学术团体联合召开国是座谈会，邀请出席国民参政会的代表作报告。参加大会的有成都各大学师生及各界人士2000余人。国是座谈会在华西大学召开，大会主席由民协燕大学生会主席刘克林担任，参加座谈会人士的询问提案有百余件，经主席团归纳为七大类：(一)军事问题；(二)贪污问题；(三)经济问题；(四)民主问题；(五)党派问题；(六)教育问题；(七)其他。这些提问都全部在会场内张贴出来，引起了群众的热烈议论。从这些对国民党当局提出的质问中，可以看到如何挽救军事上的失利，如何改革政治和如何实施民主等三大问题，是当时广大人民群众最为关切和重视的。当天应邀到会的七个参政员是张澜、李璜、刘王立明、吴贻芳、周芃池（周峰池、周通刚）、常燕生（常乃惠）和黄建中。他们代表着不同的党派，从各自的立场谈了对国事的看法。关于军事问题，青年党参政员李璜认为中原会战失败是军队的腐败造成的。他认为要打败日本必须改革政治，团结一致，争取盟国援助，尽快成立联合政府。关于政治的改革和民主的实施，是人们普遍关心，也是发言者谈论最多的一个问题。民盟参政员刘王立明认为只有实行民主才能解决目前的政治问题，要争取民主政治，不是少数人能够办到的，希望知识分子起来响应。青年党参政员常燕生在讲话中提出，真正实行民主，首先得让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三大自由，人民有了自由才能表现力量，才能使民主达到圆满的成功。民盟参政员张澜先生在讲演中指出："今天提出这样许许多多的问题出来，其实根本问题只有一个，就是民主政治问题，就反证今天是不民主的。"他认为"政治腐败，国家危机，都是由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结果。今天的国家是党治国家，只有党权而无民权，只有党意而无民意。所以民意不能代表，舆论不能伸张，人民不能监督政府官吏，因此法令繁多而纷扰，民不聊生、利归中饱。军队没有不吃空额的，前方如此，后方也如此。所以只有实行民主，才能团结全国，集中人才，结束一党专政的腐败政治，才能够挽救国家的危局。各党派都有公开合法存在的权力，国共合作，十分必要。"最后他指出，民主政治就是要当权者放弃党治，国家的事，应顺从民意，民主政治的第一步就是组织联合政府。
国是座谈会的召开，是1940年成都"抢米事件"以后的第一次公开的大规模的群众集会。这次大会，对于国民党的腐败与独裁专制进行了公开的揭露，大长了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反动派的威风，对于打破大后方沉寂的气氛、推动人民民主运动的兴起起了重大的作用。
次日，"民主宪政促进会"也召开了座谈会，张澜、邵从恩、张志和、王白舆、常燕生、陈筑山等100余名知名人士到会，还有各界人士参加旁听。会上，就宪草之国名、国民大会的职权、边区制度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热烈的讨论。同年10月15日，党的外围组织"成都民主青年协会"的成立，为人民民主运动的兴起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1944年10月底的成都市立中学血案（市中事件）是激发成都人民民主运动蓬勃兴起的催化剂。
成都市立中学是国民党成都市长余中英一手创办的一所重点学校。在国民党顽固分子、校长康定夏的控制下，大力推行法西斯奴化教育，制定森严苛求的校规，强行向学生灌输反动思想，加强对学生的控制。学生中的少数国民党、三青团分子，在学校当局的纵容下，依仗其特殊背景，欺压同学，监视教员，胡作非为，严重地影响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搅得学校极不安宁，激起了大多数同学和教员的不满。
1944年10月，成都市立中学的高年级和其他年级的学生对学校的伙食不满，多次发生内部纠纷，学校当局处理不当，引起学生对校方的严重对立。市中校长康定夏报告市长余中英，要求当局干预。余中英当即命令警察局长方超于10月31日亲自率领武装警察数百人把市中包围起来，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大打出手。他们用枪托、棍棒、纤索等事先准备好的凶器到处追赶毒打学生，使30多人受伤，其中重伤10余人，当晚又逮捕和囚禁学生40多人。事件发生后，警察封锁学校，不许学生出入。同学们冲破各种阻挠，四处张贴传单，发表宣言，向全市和全国揭露国民党当局武装镇压学生的暴行。
"市中事件"像一根导火线，引发了广大青年长期不满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怒火。消息一传出，全市中学生、学生家长和社会人士无不为之愤慨。中学同学们的行动最快，有的宣布罢课，有的进行募捐，有的组织慰问受伤同学并上街张贴传单，向各大学呼吁援助，迅即引起全市各方面的反响。在大学中，金陵大学首先行动，他们把报纸上关于市中事件的报导剪贴出来，号召全校同学签名、募捐慰问，并联络各大学起来响应。
"民协"的校际代表们连夜在华西坝开会，汇报各校群众发动的情况，分析形势，研究斗争策略。大家一致认为，国民党当局在军事上的大溃败，已经暴露了它在政治上的反动与腐败，深为国内广大人民所不满。这次他们在成都采取公开镇压学生的行动，暴露了它的专制独裁的真面目，必然更加激起人民群众的愤怒。应当抓住这一时机充分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打破大后方的沉寂局面，推动正在兴起的人民民主运动。于是各校"民协"组织通过会员所领导、参加或能够影响的社团，进行深入发动群众的工作。这样一呼百应，各种声援活动很快就遍及全市。
11月6日，召开全市各大中学校代表大会，讨论成立"全市大、中学生声援市中学生后援会"。会上大家选举金陵大学、燕京大学代表分别出任后援会的主席、副主席。后援会一成立，便在中山公园公开举行报社记者招待会和部分市中学生家长座谈会，说明"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发表了《告全市人民书》，以后又组织慰问活动和积极筹备全市性的请愿示威活动。
11月5日起，市中学生家长、市民、社会人士到市中访问，慰问的越来越多，市中校方被迫出面召开家长座谈会，家长们当场提出了种种质问。接着便以"受害学生及家长"名义，于9日写信给省政府主席张群，控告余中英"长政无方、侵吞中饱"的劣迹。控告信还说：目前"民怨沸腾，众叛亲离之势业已酿成"，"总之其罪行不法已极，事实难以笔录"，"特请早为撤职查办以防未然而安人心"。文化界著名人士叶圣陶、马哲民、李相符、沈志远等52人公开发表《慰问市中同学书》，谴责国民党政府的暴行。
11月9日，由"民协"领导的"后援会"决定在组织大规模游行示威之前，先派出一个由大中学生代表组成的请愿团向国民党省政府主席张群递交请愿书，提出公布事实真相，查办凶手等要求。张群玩弄软硬兼施的手段，一面宣称要将市中校长撤职，要对余中英和方超各记大过一次，一面又对中学代表施加压力，让学生立即复课，被学生代表严辞拒绝。
11月7日，"民协"召开紧急会议。"民协"的校际代表执委、进步社团的代表、职业界的青年代表以及在美国新闻处成都分处工作的青年诗人邹获帆和李相符等30多人出席会议。开会地点选在英籍教授哈兰德家里。会上大家汇报了各方面的动态，认为群众确实已经发动起来，举行一次大规模游行请愿活动的条件已经具备，于是决定11月11日下午在华大广场举行声援大会，会后游行请愿。会议推选出"民协"会员王文星、王晶垚、黄寿金三人组成秘密的行动委员会，负责统一指挥游行请愿工作。11日下午，各大、中学的同学几千人陆续来到华大广场，大会开得很简短，接着是几千人（其中中学学生占一半以上）进行了游行。沿途一些中学学生和群众加入了游行队伍。游行的队伍越来越大，最后有六七千人，经老南门、东御街、盐市口、总府街、春熙路，沿途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热血歌》，并高呼"打倒余中英、方超！"、"反对军警干涉校政！"、"反对党化教育！"、"保障人身自由！"等口号。队伍所经之处，还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游行队伍最后到达省政府所在地督院街。派出燕大学生自治会主席李中带领代表进省府谈判，提出公布市中事件真相；严惩方超、撤换余中英；医治受伤同学，保障学生人身自由等条件。省长张群不敢与代表见面，只得派省府秘书长李伯申与代表们周旋，谈判僵持三个多小时。最后李伯申请示张群，张被迫接受代表所提的各要求。两天以后，余中英、方超"引咎辞职"。
由"民协"直接组织领导的围绕市中事件展开的斗争，终以把制造这次事件的祸首赶下台而取得了胜利，从而表明成都人民民主运动的兴起，震动了西南大后方，鼓舞了重庆、昆明等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力量。对此，中共中央也高度赞扬。延安《解放日报》从12月1日起，连续发表关于这次事件的新闻报导、通讯、评论及有关声援的函电和诗文。周恩来在延安各界青年纪念一二九运动9周年的大会上讲话时，具体讲了成都学生万人大示威的情况：大后方青年运动的迅速兴起，"正是新的一二九运动的爆发"。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中指出，成都这次学生游行示威为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以来第一次大运动。1945年10月，中共南方局组织部长钱瑛和"民协"负责人王宇光谈话时也说，南方局认为："民协"发动的这次斗争，是国民党统治区群众运动新高涨的一个信号。中共中央青委对这次斗争的评价是：市中事件是大后方群众运动从低潮转入高潮的转折点，使群众运动恢复起来，冲破国民党的镇压，为以后全国的人民民主运动，特别是成都的人民民主运动进一步的发展做了准备。
三、人民民主运动的继续发展
1944年末以后，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迅速进展和夺取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进入关键时刻，成都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争取民主，要求建立联合政府的人民民主运动继续深入发展。1945年春，联合国组织准备在旧金山召开会议，讨论战后和平问题，中国被列为邀请国家之一。于是围绕旧金山会议，出现一场关于时局问题的讨论。社会舆论的中心是呼吁民主、团结，希望尽快建立联合政府。2月，重庆文化界312人签名发表"对时局的进言"，要求国民党当局废除限制人民活动和言论自由的法令，取消党化教育，释放政治犯等六项主张。3月，昆明文化界314人签名发表"关于挽救当前危局主张"。4月，成都文化界125人签名发表"对时局的献言"，"献言"为挽救目前危机，争取抗战胜利提出：立即结束党治，从速召开各党各派各界民族组成的紧急会议，共同商定施政纲领，成立举国一致的政府；尽速召开真正能代表民意普选的国民大会；切实保障人民应享有的一切自由等十项主张。浙江大学全体学生发表"促进民主宪政宣言"响应各地各界要求民主、团结的呼声，首先得到成都燕京大学学生的响应，学校30个进步学生社团发起召开时事座谈会。校长梅贻宝、文学院长马季明及教职员20多人出席会议。这次座谈会讨论了旧金山会议的意义，中国参加旧金山会议的准备，中国的现状，中国前途展望，我们大学生应该做些什么等问题。讨论中国现状时，有同学对国民党新兵生活情况提供了一个调查报告，列举国民党拉丁、卖丁的惨痛情况，大家听了极为愤慨，并认为其根源全是由于不民主、不团结之故。而挽救危局的唯一有效的办法，在于加强团结，实行彻底的民主。而中国的前途是尽快建立联合政府，召开国民大会。会上，代表们要求宣读浙大及重庆、昆明文化界呼吁民主团结的宣言，并一致建议学生自治会以全体燕大同学名义发表呼吁民主团结的宣言。燕大学生自治会根据同学们在座谈会上对时局提出的几项主张，"民协"会员李中草拟成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交全体同学通过后向全国发表。宣言向全国同胞呼吁，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已到了紧要关头，各界民众应团结起来，要求政府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立即联合各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召开国是会议，制定战时施政纲领；立即组织联合政府，集中全国军事力量，配合盟军反攻，彻底消灭日寇，夺取抗战胜利；立即停止党化教育，解散特务组织，切实保障人民思想、言论、出版、结社等等自由。宣言公布后，在成都大中学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1945年5月22日的延安《解放日报》第二版发表《成都燕京大学全体同学为主张民主团结宣言》，对国民党统治区广大青年学生的人民民主运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44年底到1945年初，日本侵略军对西南地区步步紧逼，国民党政府下令组织10万知识青年参加青年军，中央社为此也大肆鼓吹。中共南方局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指出"挽救目前危急最根本最重要的办法，是政治上要有一个全面彻底的革新，不能把知识青年从军看做是挽救目前危局的唯一方法"。成都各大学的"民协"小组根据中共南方局的指示精神，在青年学生中进行了广泛的宣传，为青年学生指明抗日救国的方向。1944年11月20日，燕京大学"民协"小组通过学生自治会召开全体学生代表座谈会，讨论"抗战建国工作"及"知识青年从军"问题。会上，有人主张全体同学都应投笔从戎。许多同学不同意这种主张，他们认为，当前的抗日救亡工作是多种多样的，决不仅是从军一途，知识青年的爱国热忱应当表现在多方面的贡献，如果大家都从军，其他方面的工作又由谁去做？也有同学认为，当前的根本问题在于给人民以救国的自由。经过辩论，多数同学都认为：大学生的责任是发挥自己的力量，做各种各样的救亡工作，而开展抗战工作的先决条件，必须向政府争取到为救国而工作的自由权。接着华西坝各大学的"民协"小组和川大"民协"也组织了各种小型的座谈会，讨论从军问题。在一次有部分社团代表参加的座谈会上，李相符发言说：军队应该是属于国家的，不能变成私人的工具，现在大家都赞成建立联合政府，只有等到联合政府成立了，那时的军队才是国家的军队。他的这些谈话，由浅入深，对于引导一些同学如何对待争取民主权利，开展抗日民主运动，投笔从军等问题，起到了启发和教育的作用。
齐鲁大学的"民协"小组，从引导同学们正确对待从军，发展到领导同学们反对和驱逐反动校长的斗争。齐鲁大学校长原来是国民党朱家骅的亲信，以后CC派头目陈立夫统治教育界，他又投靠陈立夫，是当时几所教会大学的校长中最为反动的一个。他在校独断专行，贪污公款，排斥异己，深为多数教师学生所不满。1943年夏，齐大一部分教授和同学因揭露他的贪污问题而遭到报复，一些教师被解聘，理学院院长被迫离职。1945年1月9日，这位校长竟在齐大的纪念周会上宣布，要在已报名参军的学生中用抽签的办法来完成国民党征集青年军的任务。齐大医学院学生张汝黻拒绝抽签，校长竟令人代他抽签，结果抽中了，张不服。校长便命令训导处挂牌宣布：开除张汝黻学籍。牌告一出，引起全校师生不满，"民协"小组即发动进步社团的同学成立"正义团"起来揭发校长压制学生，贪污学生平价米等恶劣行径。接着推动学生自治会出面召集全校300多学生开会，决定全校罢课，同时派出代表清理账目，组织同学贴标语，出壁报，画漫画。1月17日，齐大学生自治会又在学校思义堂招待新闻界，对外公布校长强迫学生抽签从军，贪污学生平价米，收买爪牙，独裁治校等方面的劣迹。23日傍晚，学生自治会率领学生百余人在华西坝举行火炬示威游行，还两次发出"告各界人士书"，列举校长的罪恶事实，争取全校师生的团结，并呼吁全社会的援助。这次罢课坚持了二三月之久，齐大董事会中的吴耀宗、文幼章等都大力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其他各大学中有的以学生自治会名义，有的以社团名义发表宣言，表示支援。最后齐大校董事会几经磋商，决定收回开除学生成命，正式罢免该校校长职务。
1945年初，中共南方局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号召国统区爱国青年到真正的抗日前线--敌后去打击敌人，号召沦陷区青年"回乡抗战，就地抗战"。当时的中原解放区需要大批干部，南方局指示各中共地方组织输送一批知识青年去中原解放区。为此，中共南方局的青年组成立了由张黎群负责的专门小组来抓这项工作。并派人探查去中原解放区的路线，建立了秘密交通站，为输送干部做准备。成都各校"民协"组织在会员中进行动员，计划趁机将学运中已经暴露的"民协"会员，转到解放区去参加工作，同时再从"民协"会员中抽出一批骨干共同前去。第一批有20多人，他们6月从成都出发到重庆的秘密接头地点（八路军办事处设的联络点），办好手续后，分别编成三四人的小组。7月中旬离开重庆，经万县到奉节县的大溪，化装成商人、市民，穿越川、鄂、湘边境的崇山峻岭，再经湖南去中原解放区。以后，"民协"会员中又有一批成员按照组织的安排，陆续被派往延安、太行、晋察冀、晋冀鲁豫等解放区。
在动员知识青年去解放区的同时，由于日寇进攻的不断深入，中共南方局除派专人做四川地方实力派的上层统战工作，动员他们坚持"西南自保"外，还指示中共各地方的组织，动员一批知识青年到国民党统治薄弱的边缘地区，以公开职业做掩护，扎根农村，建立巩固的据点。《新华日报》的"青年生活"专栏从1944年年底起，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为主题，连续发表文章，指出"知识青年的岗位在农村"，"只有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走进农村生了根，才能真正把农村民主运动开展起来"。1945年春，各校民协组织把下乡工作作为中心任务来抓。他们组织民协会员和进步学生学习《新华日报》有关文章，进行反复讨论。暑假一到，"民协"组织就以燕京大学、华西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四川大学、光华大学等校的大批"民协"会员为骨干，约集社团中一些积极分子和个别工人夜校的工人，组成几个农村工作队，分赴金堂县的姚家渡(现属青白江区)，成都附近的龙泉驿、石羊场、华阳县的永安乡等农村。他们的任务是送医送药下乡，为农民治疗小伤小病，举办农村夜校，教农民识字和学文化，举办展览和演出，对农民进行抗日宣传，进行农村调查，了解农民的租佃关系等等。赴金堂的农村工作队下乡后，和当地保甲长取得联系，利用乡镇赶集的日子，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宣传活动。他们从成都美国新闻处借来一套反映中国抗日的图片，用对比的方法，把国民党战场节节败退的图片和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上军民英勇抗日的图片放在一起展出，使农民受到很大教育。
1945年4月，成都10所大专学校的2000多人参加追悼美国总统罗斯福逝世的大会，提出"纪念罗斯福要实行真正的民主"的口号，其目的仍然是为了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的独裁专制。同时，在"民协"领导下，四川大学进步学生用签名方式发表了《时局宣言》，呼吁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团结的联合政府。《宣言》经李相符转交给《华西晚报》发表后，引起了国民党顽固势力的不满，他们煽动和蒙骗四川大学少数学生，挑起事端，捣毁了《华西晚报》的营业处。事件发生后，川大"民协"组织进步学生，以17个学术团体的名义，发表声明，声援《华西晚报》。《华西晚报》以"真理在我们一边"为标题刊登了声明，并在同一标题下，登载了华西大学进步学生声援该报的声明。"民协"还通过燕大、金大、华大部分社团，公开写信慰问，声援《华西晚报》。经过"民协"和进步师生的宣传争取工作，伸张了正义，挫败了顽固势力的离间阴谋，教育了广大中间同学，促使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逐渐向进步势力靠拢。
1945年五四运动26周年到来之际，中共上级党组织指示要积极开展纪念活动。"民协"组织经过研究决定，各校要动员大中学生，用营火晚会的形式组织一次大规模的群众集会。5月4日下午六时过，成都市大中学校的3000多学生，陆续来到华西坝宽阔的大足球场上。为防范特务的捣乱，同学们手挽手筑起一道道人墙，主席宣布开会时也对特务发出警告。营火晚会上，华大陈钟凡教授讲述"五四"运动的经过和意义。著名作家叶圣陶、燕大教务长沈体兰、国际友人文幼章博士发表讲话，称赞这盛大的青年自动集会，喻之为"中华民族新生的曙光"。"燕京文摘社"成员张璃代表社团讲话，号召同学们继续发扬"五四"精神，争取民主，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而奋斗！大会通过的宣言呼吁在全国实现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重开全国各党派的团结的会议、完成民主的统一；筹备改选真正代表民意的国民大会。号召每一个中国青年，继承和发扬四五运动精神，为实现民主政治，打败日寇贡献自己的力量。会后举行了数千人的火炬游行和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奋斗到底的庄严盟誓。
四、成都人民对抗日战争胜利的贡献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在这场长达八年的反侵略战争中，四川是抗战的大后方，成都是大后方的主要基地。而随着1938年10月，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也设在重庆，四川以及它的省会成都又成为中国共产党进行统战工作的重要阵地。八年抗战中，成都人民为支援抗日前线，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为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八年抗战中，四川军队付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据不完全统计，在战斗中为国捐躯的有26万多人，负伤35万多人，失踪2万多人。在川军参加的战斗中，有许多感人的事迹，台儿庄战役中的滕县保卫战就是突出的实例。为保卫滕县，守城川军师长王铭章（成都籍）率2000多人，与数倍的日军展开英勇战斗，毙伤日军达4000多人，守城2000多官兵壮烈牺牲，师长王铭章以身殉国，在川军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国共两党领导人为王铭章赠送挽联，以表彰他的功勋。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吴玉章、董必武、王明、秦邦宪等撰写的挽联为："奋战守孤城，视死如归，是革命军人本色；决心歼强敌，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争光。"在抗战中牺牲的川军高级将领除王铭章外，还有刘湘、李家钰、许国璋、饶国华，牺牲的川军校尉指挥官更是无以计数，现只有一小部分被载入《抗日将士忠烈录》，他们将永远受到人们的敬仰和纪念。
八年抗战中，四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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