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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你下面没有异党活动吗？"国民党顽固派认为，四川的地方实力派受共产党影响不断同他们作对，共产党在地方实力派的掩护下十分活跃。因此，国民党特务机关加紧策划破坏共产党组织，镇压抗日救亡运动及打击地方实力派的阴谋。
川西平原乃四川的粮仓。1938年至1939年，四川农业获得丰收。据1939年的调查，"单就新都，成都两地，归仓现米不下数十万石"。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当时也曾报道"成都市区现有仓库存米不下十余万石"，可见粮食是充足的。但由于货币贬值，物价不断上涨，国民党在成都的银行仓库以及官僚、军阀、地主和商人纷纷抢购粮食，囤积居奇，牟取暴利，使成都地区出现了人为的"米荒"。从1940年初开始，成都市的米价逐日上升，很快由一元七八角涨至四至五元一斗（新斗），到3月12日至14日竟上涨到五元至七元，而且老百姓还经常买不到米。
1940年3月，成都大小各报不断发表文章，要求政府"平抑米价"，"封仓平粜"，市郊一些地方连续发生贫民群集抢米和"吃大户"的事情。这种人为的"米荒"和米价飞涨造成的混乱局面，恰好是国民党顽固派早已在策划的破坏四川共产党组织，镇压抗日救亡运动，打击地方实力派的阴谋所需要的。1940年初，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窜到成都，召集成都行辕的特工人员开了一周的会议，进行秘密策划。3月12日前后，即有特务造谣说："八路军已开到广元到处抢米，把米都买贵了"，"因抗战抽丁，田土荒芜，无人种田，以致米贵"，"八路军未抗战，他们在后方捣乱"等等，为制造阴谋事件做舆论准备。1940年3月14日晚8时左右，老南门外有人领头集合二三百身份不明的暴徒（其中有穿黄呢裤者多人，有操下江口音者），前往潘文华的重庆银行（成都外南黉门街）办事处仓库。暴徒们持手枪、木棒，解除了仓库看门警卫的武装，捣坏仓板，致使大米流失遍地，事件发生时，警察在旁未加阻止。暴徒离开后，有附近贫民提着口袋前往拾流失之米，而更多的是围观看闹热。当晚11时左右，突然开来五辆卡车，载着大批军、警人员，对现场群众大打出手，任意逮捕百余人。当时住在重庆银行南门外办事处仓库附近南台寺的《时事新刊》报社编辑朱亚凡，也在现场被捕。
事后，国民党新闻检查所给各报发出油印通知，不准登载事件经过，违者即予停刊处分。4月15日，各报新闻记者到省会警察局询问对被捕者的审问情况，四川省会警察局长、特务头子唐毅声称"今奉行辕命令，事关重要，不得发表，审问情形不得过问"。而成都行辕则公开扬言，指控抢米是共产党干的，是要趁米荒发动武装暴动。紧接着，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策划下，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进行了搜捕和疯狂的镇压。唐毅在听取审讯汇报时，得知3月14日晚在现场抓捕的有进步报纸《时事新刊》编辑朱亚凡（中共党员）的消息，就立即会同在成都的国民党特务头子、军统特务、成都行辕调查课长张严佛及中统特务、国民党四川调查统计室主任何培荣进行密商。他们意识到：这是进一步扩大事态，嫁祸于共产党，并予以镇压的绝好机会。于是，将事先编造的口供和传单塞在朱亚凡的口袋里，诬陷朱是这次事件的组织和指挥者，并急忙于3月20日将其枪杀灭口。同时，把早已拟定抓捕的二十几个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名单密报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经蒋介石批准执行。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采取突然袭击的阴谋手段，一些身份暴露的共产党员，因没有及时转移而遭被捕。先后被捕的有：中共川康特委书记八路军驻成都代表罗世文，中苏文化协会成都分会理事、《大声》周刊负责人车耀先（1946年8月18日罗世文、车耀先在重庆渣滓洞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刘湘"武德学友会"核心成员郭秉毅、汪导予，《新华日报》川西北总分销处负责人洪希宗，以及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薛特恩、胡止浒、唐介舟、熊唯知等。同时捣毁了《新华日报》成都营业部，查封了《时事新刊》，逮捕工作人员20多人。不久，国民党成都行辕又颁布了《川康防止奸党对策》，在四川各地大肆搜捕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镇压抗日救亡运动，使四川逐渐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
"抢米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3月15日）早晨，罗世文和中共川康特委负责人邹风平、程子健、郑伯克、王叙五等人，在成都焦家巷特委机关召开紧急碰头会。会议认为：这次事件是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希特勒国会纵火案"。特委决定：提高警惕，即刻焚毁文件，立即组织党员转移等。3月16日，罗世文、车耀先被捕后，邹风平、甘棠、张曙时、程子健等分散到成都市郊农村隐蔽，郑伯克留在市区内负责主持党员转移工作，并派人到重庆向中共南方局报告事件经过。中共南方局极为重视，3月17日，叶剑英、董必武联名发电报给党中央，报告《新华日报》成都营业部被抄，罗世文等被捕的情况。叶剑英及时向国民党与共产党联络的代表张冲提出交涉，要求立即释放罗世文等共产党员和其他进步人士。3月18日，《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致信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王世杰，要求彻底调查此事。中共南方局为了弄清真实情况，派甘道生（林蒙）专程到成都听取郑伯克的汇报。并采取相应对策，将身份已经暴露的中共川康特委负责人邹风平、甘棠、张曙时等转移去延安，任命程子健为中共川康特委代理书记，于江震为组织部长，郑伯克为宣传部长，领导川康地区人民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投降活动继续进行斗争。
3月3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成都事件对南方党工作的指示》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辑。中，深刻地揭示出成都事件的性质："明显系反共分子准备投降分裂的有计划的阴谋之一部分。"同时指出"应引起整个南方党组织的严重警惕"，"应广泛地暴露反共投降分子之阴谋"。为了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抢米事件"的阴谋，中共南方局起草了《中国共产党成都市委员会为成都抢米事件真相告成都市同胞及全川同胞书》 《中国共产党成都市委员会为成都抢米事件真相告成都市同胞及全川同胞书》，原件存中央档案馆。。指示中共川康特委以"中共成都市委"名义（因当时成都没有市一级党组织），在成都、重庆、西安等地散发。《告同胞书》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在成都制造"抢米事件"是"有计划的阴谋活动"，并郑重声明："共产党既未领导此次暴动，也未参加此暴行，相反的，共产党始终坚持反对此种阴谋行为。"要求国民党中央政府"立刻彻底严查这次奸人匪徒行动"， "立即释放被捕之共产党员及文化界人士"。4月5日，在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以《成都某方唆使奸人匪徒抢米，企图以此嫁祸共产党》为题，全文转载了《告同胞书》，并于4月8日和12日连续发表两篇社论，进一步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投降阴谋。4月8日在以题为《加紧团结，反对枪口对内》的社论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光明正大的政党，此次成都抢米事件，是破坏团结抗战的阴谋暴行，这与共产党目前实行的政策完全不相符合。因此，它只能是国民党内奸人匪徒企图挑拨国共关系，借以进行分裂投降，压迫共产党之口实。这种行为是我们坚决反对的，是全国人民坚决反对的。"并严正要求国民党当局，"必须取消所谓《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对于异党问题实施方案》等文件，以根绝一切大小摩擦事件，真正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合作，彻底打倒汪逆傀儡政府，把日本赶出中国去"。
中国共产党及时揭露了"抢米事件"的真相，使广大群众认清了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投降的真面目，团结鼓舞了进步力量，争取教育了中间势力，孤立打击了顽固派，进一步密切了党同地方实力派的关系。
五、《新华日报》川西北总分销处的革命活动
抗日战争时期，总部设在重庆的《新华日报》是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一个公开报刊，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宣传全面抗战方针的一个重要舆论阵地。1938年1月，《新华日报》在成都设立了发行组。1939年1月，为便利川西北地区读者迅速阅读到报纸，向国民党当局申请在成都祠堂街103号（后迁至88号）设立川西北总分销处，由重庆总社按日航寄纸型来成都浇版翻印。从1939年到1945年，分销处工作人员少时只有三四人，多时有十多人。洪希宗、申同和、李椿、张均先后担任分销处负责人。抗日战争胜利前后，杜桴生、罗石生担任过负责人。
《新华日报》川西北总分销处主要分销《新华日报》。由于《新华日报》以客观的事实，鲜明的立场，宣传党的全面抗战方针，吸引了广大进步青年和爱国人士。再加上分销处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工作，《新华日报》在川西北地区发刊量不断上升，从1938年1月发行组成立时的40余份，至川西北总分销处设立后发刊量逐渐增加，最多时达到1.2万多份，并在彭县、西昌、嘉定等10多个县设立了推销站，成为成都地区最有影响的进步报刊之一。此外，总分销处还代销各种图书杂志。销售的图书主要有：《新华日报》自印和翻印延安解放社出版的书刊，包括党中央负责同志的一些论著，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同时还代销生活书店的一些进步书籍，群众杂志社编的《群众》半月刊。
《新华日报》川西北总分销处，从1938年到1947年在成都坚持战斗了九年的时间。在抗日战争时期中的约八年时间里，总分销处在《新华日报》总社的领导下，对国民党顽固派和特务机构采取阻挠登记、撕毁报纸、殴打绑架报童、查封营业部、秘密逮捕分销处负责人等种种手段，妄图阻止《新华日报》在成都地区发行的卑劣行径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40年3月，国民党特务在成都制造"抢米事件"，大肆逮捕，杀害共产党和进步人士，镇压矛头也直接指向《新华日报》川西北总分销处。 "抢米事件"发生后第三天（3月16日）晚上，八路军驻成都代表、《新华日报》川西北总分销处负责人中共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被跟踪和暗藏在营业部附近的特务绑架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分销处负责人洪希宗 《叶（剑英）董（必武）致电王明转中央电》1940年3月17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分销处的工作受到打击，报纸发行量下降到一千五六百份。到年底，报纸发行量已降到两三百份。工作人员已减少到四人。1941年初，国民党四川省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以"发卖反动书刊，危害国家"为借口，查封了祠堂街的生活书店和其他几家进步书店，同时查封了《新华日报》川西北总分销处。20多天后，经《新华日报》总社与国民党当局交涉，得以继续开业。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两个月后，分销处又遭到国民党特务的一次公开搜查。一天，分销处负责人申同和收到一个邮包，装有20多份铅印的传单和"快邮代电"，内容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同时还揭露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妄图消灭新四军的阴谋。申同和立刻在营业店堂内张贴出一张传单，吸引了大批读者前来阅读抄写，不一会儿店堂内外拥挤不通，直到两名警察前来干涉，并公然撕掉了传单，读者才逐渐散去。晚上7点左右，大批军警和便衣特务持枪冲进分销处搜查，翻箱倒柜两三个小时收走了几张传单才离去。
经过这件事及皖南事变后形势的发展，组织上决定进一步疏散分销处工作人员，只留下申同和和潘健萍两人，报纸的发行量也只有200多份。为了躲避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挠，报纸也采取了一些特殊的发行方式，有些由读者定期来取；有的通过邮寄，邮寄时把《新华日报》与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等作为外包装，并分散到各邮局和邮筒投放；还有些通过职业报贩，以优惠价格批发给他们暗中出售。
1942年冬到1943年初，分销处报纸发行量又慢慢回升，增加了三名专职送报工友，恢复了送报业务。1942年2月底，送报工友徐文外出送报时遭到便衣特务的殴打，并将报纸撕毁。3月3日，报丁张少明外出送报失踪，发行工作屡遭破坏。分销处负责人李椿到总馆作汇报，社长潘梓年对国民党特务的暴行提出抗议，并要求国民党当局调查真相，释放报丁，保证分销处工作正常进行。同时，总馆经理熊瑾玎要求分销处工作人员不再和中共地下组织发生关系，避免给国民党特务机关以借口，破坏报纸发行工作。
1943年下半年，分销处报纸发行量上升到六七百份。国民党当局看到报纸发行量日益增长，十分恼火。他们一面派特务打砸分销处设立的宣传广告，一面加紧对分销处工作人员的迫害。9月4日，分销处负责人李椿骑自行车外出，经君平街和陕西街口时，遭手持武器的便衣特务绑架，从此失踪。新华日报总社社长潘梓年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强烈抗议，要求释放李椿，保护分销处工作人员的安全。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以一道"查明核办，具报核夺"的命令进行敷衍，直到1945年2月，李椿仍无下落。为了使分销处工作不受影响，总社遂派发行课副主任顾造新到成都负责工作。时顾造新又因患肺病急需休养，总社又派会计课副主任张均继任分销处负责人。鉴于李椿事件的教训，潘梓年社长致函国民党中宣部，要求转告国民党有关当局保护分销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的安全。当时兼任四川省主席的张群，不得不于1945年3月2日训令四川省会警察遵照保护。但直到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特务机构对分销处的破坏无时无刻不在进行。这时，《新华日报》根据中共中央在1945年8月28日关于对重庆谈判要做好两手准备的指示，开始疏散工作人员，成都的分销处也做好了搬离准备，还注意做好把一批进步青年安全转移延安的工作。1946年2月22日，国民党反动政府借张莘夫事件，发动反苏游行，捣毁了重庆新华日报总部和成都总分销处。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发表严正声明，指出："中共始终坚决为和平民主建设而奋斗，绝不受挑拨，也绝不退却......政府必须采取适当措施和负责态度，惩办祸首，保证民主秩序。"《新华日报》发表社论予以严正抗议，要求立即查办凶手，赔偿损失，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1946年6月，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撕毁国共双方达成的停战协定，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1947年2月27日，由国民党政府正式通知中共在重庆担任谈判联络工作的代表全部撤退，《新华日报》在2月26日即已停刊。《新华日报》川西北总分销处于3月5日被无理封闭，全体人员被强迫撤离成都，由国民党当局用汽车武装"护送"到重庆与总社人员一道撤退回延安。
抗日战争时期，《新华日报》川西北总分销处除发行报刊外，还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在成都的一个半公开的联络点，也是八路军的运输车从重庆到西安的一个重要的转运点。中共川康特委组织的一些党员骨干和部分爱国青年去延安，有些也是到分销处联系，乘坐八路军办事处的车去延安。中共川康特委负责人罗世文经常到分销处，并以八路军重庆办事处驻成都代表的身份开展工作。《新华日报》川西北总分销处是传播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全国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事迹的重要阵地，是成都、全川及西南人民心中的一盏耀眼的明灯，为鼓舞和推动成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四节 开展人民民主运动迎接抗日战争
的最后胜利
学生运动是人民民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944年10月，在中共成都地下组织的帮助下，华西坝的几所大学和四川大学等学校中的共产党员、进步青年学生，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成都民主青年协会"（简称"民协"）。中共成都地下组织通过"民协"引导青年学生关心抗战形势的发展变化，开展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争取民主和响应中共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举行"国是座谈会"，声援成都市立中学的学生抗议国民党镇压学生暴行的"市中事件"等斗争，推动成都人民民主运动的深入发展，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一、成都民主青年协会的建立和发展
1940年3月，成都"抢米事件"发生后，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转入低潮。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形势更加险恶，严重的白色恐怖笼罩着大后方。国民党顽固派为了加强对成都大中学校的控制，在学校中大量发展反动党团组织。三青团分子和特务职业学生大肆活动，学校里已有的各种抗日救亡团体被迫解散，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大都被迫撤离学校，一些留下来的共产党员，大多数也暂时中断了和党组织的联系，停止公开革命活动。
1942年，按照中共成都地下组织的指示，在成都的一些党员干部上了大学；一些中学生中的党员升入大学；外地学校的一些党员转学到成都的大学就读。他们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隐蔽精干的方针，在学校里，努力学习，联系群众，密切注视形势的发展变化。
1942年秋，失去组织联系的共产党员、金陵大学的赵一鹤，华西大学的刘盛舆、燕京大学的刘克林和进步学生王晶垚、崔巍，湖南转学到成都来的高中学生钟宗等六人，经过多次酝酿，在赵一鹤的主持下，成立了校际秘密组织"蓉社"。"蓉社"成立之后，陆续吸收燕大学生卞重芸、王守义、刘铭昌及高中毕业学生、共产党员严开民、严新民参加。他们最初的活动是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讨论时事政治，检查思想作风，互相鼓励帮助，进行调查研究，在校联系、团结群众。1943年春，"蓉社"改名"马克思主义小组"，又陆续吸收燕大学生王文星、岳克、华大的彭塞几个学生共产党员和川大的学生黄寿金参加。1943年底，"马克思主义小组"又改名为"青年民主宪政促进会"。王晶垚于1942年春在重庆复旦大学读书时，曾经在南方局青年小组领导下工作。这时他便把成都成立校际组织的情况写信报告了中共南方局青年小组负责人刘光，开始与中共南方局青年小组建立了通讯联系。
与"蓉社"建立差不多的同时，在齐鲁大学，有由田汉文、杨殿甲等组织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在光华大学，有由陈和玉、兰季芬等组织的读书会。这些秘密的学生社团，都以学习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宣传民主思想，参加社会活动为宗旨。此外，在一些大学中，进步青年学生组织的公开的进步社团也相继建立。其中有1942年金陵大学成立的"现实文学社"；燕京大学由"马克思主义小组"成员参加组织的"文学研究会"；还有1943年成立的"燕京文摘社"。这些进步社团，利用开展文学、戏剧、新闻等方面的研究活动，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
1944年，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导致了军事上的大溃败，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在学校中学生们关心国事的政治热情迅速高涨，一些政治性的社团相继出现。首先是华西大学的胡文新、贾唯英、刘盛舆、彭塞等几个共产党员发起组织"时事研究社"，并吸收了部分进步青年参加。他们以出版剪报加上按语的形式，向青年学生和群众报道抗战形势，揭露国民党的腐败，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它的出现对带动其他社团的活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接着，燕京大学组织了"创造社"，四川大学组织了"时事研导社"，金陵大学组织了"狂狷社"、"时声社"，"现实文学社"改名的"现实学社"。参加这些社团的多数是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他们关心时事政治，有一定觉悟，而且公开从事一些进步活动。不久，燕京大学的刘克林和华西大学的贾唯英为适应教会学校的特点，共同发起组织了"未名团契"，依靠进步学生为骨干，把一批中间立场的同学也团结到自己周围。
一批公开社团的出现，大大活跃了学校的政治空气。这些进步社团每周都有自己的学习活动，有的学习《大公报》、《新华日报》及其他报纸上的文章，有的学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各社团一般都出剪报、壁报，有些还定期发行铅印刊物。各社团还常常邀请社会各界知名人士作时事政治演讲，著名的进步民主人士张澜、文幼章、杨伯恺、王芸生、赵超构、黄药眠等都曾去各校社团发表演讲。这些活动给积极要求进步、追求真理的青年学生很大的启示和教育。
1944年暑假期间，金陵大学"现实学社"的进步学生谢道炉（谢韬），约集成都各大学学生进步社团的代表20多人在望江公园召开会议，研究讨论各大学壁报的联合问题。在商讨中一致认为，广大人民群众对国民党独裁政权日益不满，形势要求各校社团的当务之急已经不仅是壁报的联合，更需要的是广泛的团结和组织群众去迎接新的斗争。
在此期间，全国各界进步力量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口号启迪已逐渐觉悟到，青年学生应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聚合起来积极投身到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争取实行政治民主的斗争中去。正是在这样的觉悟中，1944年10月15日，在老共产党员李相符的指导下，由"青年民主宪政促进会"发起，邀请成都华西坝的几所大学和四川大学的部分进步青年学生，在北门文殊院开会，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成都民主青年协会"。自此，"民协"会员成了成都地区及全川爱国民主运动的先锋力量。出席当天会议的有金陵大学的郭维、谢道炉，燕京大学的王晶垚、王文星、崔巍，华西大学的贾唯英、刘盛舆、彭塞，四川大学的吴祖型、黄寿金，齐鲁大学的田汉文等人。会上推选王晶垚为负责人，各校推选联络员，并决定回校后把团结在周围的一批先进分子发展为会员，开展活动。"民协"建立后不久制定了《章程》。《章程》提出，"民协"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青年秘密组织，奋斗目标是实现新民主主义。《章程》要求"民协"成员必须参加实际斗争，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必须学习马列主义理论，阅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用革命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
在"民协"酝酿建立的过程中，四川大学教授、共产党员李相符起了直接指导的重要作用。李相符是1928年入党的老党员，早年留学日本。抗日战争爆发后，接受董必武的指示，先后在湖北、河南领导开展抗日斗争。1939年，遵照党的指示回延安工作，路经成都时因病住院，后即留成都任四川大学森林系教授。他的公开身份是民盟四川省支部委员，《唯民》周刊、《大学月刊》编辑和《青年园地》的社长，实际是中共南方局直接领导的秘密党员。他和成都上层人士有广泛的接触和联系，同青年学生也保持经常往来。1943年开始，马克思主义小组成员燕京大学的王文星，四川大学的黄寿金等就和李相符教授保持着紧密联系，并接受李教授的指导。1944年，"青年民主宪政促进会"酝酿成立校际统一组织时，得到李相符的关心和帮助，他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家提供给进步青年做聚会之所。民协正式成立后，各校民协代表在一起讨论民协组织有关问题时，他也出席作指导，而四川大学民协成立后，更是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开展活动。
成都民协建立以后，并没有和中共地下组织建立正式的组织联系，但是，民协成员中许多是共产党员。而且民协通过南方局青年小组、《新华日报》以及其他渠道，学习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按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开展活动。在组织上，"民协"按照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外围组织原则建立。为防止敌人破坏，一直处于秘密状态，对加入组织的成员条件要求十分严格。所以，在抗日战争后期成都没有市一级中共组织的情况下，"民协"实际起到了领导群众开展人民民主运动的核心作用。
民协成立不久，就成功地发动和领导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镇压学生暴行的市中事件等人民民主运动。市中事件的斗争取得胜利后，民协在成都西郊的王家花园召开总结会，李相符出席了会议。会议总结了市中事件的斗争所取得的基本经验，还讨论了如何巩固这次斗争的胜利和如何扩大"民协"组织的问题。会议决定，把一批经过这次斗争考验的先进分子吸收入会，除大学外，还扩展到职业界。经过这次组织发展，"民协"会员达到80多人。在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齐鲁大学、中央大学六所大学中都成立了"民协"小组。燕京大学的"民协"会员最多，成立了三个小组。金陵女子大学只有一个"民协"会员，暂编入金陵大学小组（直到1945年春，金陵女子大学才成立小组）。在职业界，成立了妇女、新闻和中学教员三个小组，积极筹备在国际宣传和邮电部门建立小组。11月下旬，"民协"召开了各小组的代表会议，选出了新执委会；王文星任主席，黄寿金负责组织工作，谢道炉负责宣传工作，彭塞负责教育工作，张国钧负责调查研究工作，还决定由当时在中学任教的老党员吴寄寒（"民协"中学教员组负责人）协助做"民协"的组织工作。"民协"又决定，从12月起正式接办《青年园地》月刊，改为半月刊，由王晶垚主编。
1944年底，日寇的武装进攻一度占领贵州独山，局势十分严峻。中共南方局派张友渔张友渔（1899-1992），山西灵石人。中国当代杰出的法学家、新闻学家、国际问题专家。青年时代就参加了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抗战时期曾任新华日报社社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来成都做上层统战工作，同时，中共南方局青年组的朱语今也来成都通过"民协"干部了解"民协"的建立、发展以及市中事件的斗争情况，并和张友渔研究，建议"
川西平原乃四川的粮仓。1938年至1939年，四川农业获得丰收。据1939年的调查，"单就新都，成都两地，归仓现米不下数十万石"。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当时也曾报道"成都市区现有仓库存米不下十余万石"，可见粮食是充足的。但由于货币贬值，物价不断上涨，国民党在成都的银行仓库以及官僚、军阀、地主和商人纷纷抢购粮食，囤积居奇，牟取暴利，使成都地区出现了人为的"米荒"。从1940年初开始，成都市的米价逐日上升，很快由一元七八角涨至四至五元一斗（新斗），到3月12日至14日竟上涨到五元至七元，而且老百姓还经常买不到米。
1940年3月，成都大小各报不断发表文章，要求政府"平抑米价"，"封仓平粜"，市郊一些地方连续发生贫民群集抢米和"吃大户"的事情。这种人为的"米荒"和米价飞涨造成的混乱局面，恰好是国民党顽固派早已在策划的破坏四川共产党组织，镇压抗日救亡运动，打击地方实力派的阴谋所需要的。1940年初，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窜到成都，召集成都行辕的特工人员开了一周的会议，进行秘密策划。3月12日前后，即有特务造谣说："八路军已开到广元到处抢米，把米都买贵了"，"因抗战抽丁，田土荒芜，无人种田，以致米贵"，"八路军未抗战，他们在后方捣乱"等等，为制造阴谋事件做舆论准备。1940年3月14日晚8时左右，老南门外有人领头集合二三百身份不明的暴徒（其中有穿黄呢裤者多人，有操下江口音者），前往潘文华的重庆银行（成都外南黉门街）办事处仓库。暴徒们持手枪、木棒，解除了仓库看门警卫的武装，捣坏仓板，致使大米流失遍地，事件发生时，警察在旁未加阻止。暴徒离开后，有附近贫民提着口袋前往拾流失之米，而更多的是围观看闹热。当晚11时左右，突然开来五辆卡车，载着大批军、警人员，对现场群众大打出手，任意逮捕百余人。当时住在重庆银行南门外办事处仓库附近南台寺的《时事新刊》报社编辑朱亚凡，也在现场被捕。
事后，国民党新闻检查所给各报发出油印通知，不准登载事件经过，违者即予停刊处分。4月15日，各报新闻记者到省会警察局询问对被捕者的审问情况，四川省会警察局长、特务头子唐毅声称"今奉行辕命令，事关重要，不得发表，审问情形不得过问"。而成都行辕则公开扬言，指控抢米是共产党干的，是要趁米荒发动武装暴动。紧接着，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策划下，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进行了搜捕和疯狂的镇压。唐毅在听取审讯汇报时，得知3月14日晚在现场抓捕的有进步报纸《时事新刊》编辑朱亚凡（中共党员）的消息，就立即会同在成都的国民党特务头子、军统特务、成都行辕调查课长张严佛及中统特务、国民党四川调查统计室主任何培荣进行密商。他们意识到：这是进一步扩大事态，嫁祸于共产党，并予以镇压的绝好机会。于是，将事先编造的口供和传单塞在朱亚凡的口袋里，诬陷朱是这次事件的组织和指挥者，并急忙于3月20日将其枪杀灭口。同时，把早已拟定抓捕的二十几个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名单密报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经蒋介石批准执行。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采取突然袭击的阴谋手段，一些身份暴露的共产党员，因没有及时转移而遭被捕。先后被捕的有：中共川康特委书记八路军驻成都代表罗世文，中苏文化协会成都分会理事、《大声》周刊负责人车耀先（1946年8月18日罗世文、车耀先在重庆渣滓洞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刘湘"武德学友会"核心成员郭秉毅、汪导予，《新华日报》川西北总分销处负责人洪希宗，以及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薛特恩、胡止浒、唐介舟、熊唯知等。同时捣毁了《新华日报》成都营业部，查封了《时事新刊》，逮捕工作人员20多人。不久，国民党成都行辕又颁布了《川康防止奸党对策》，在四川各地大肆搜捕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镇压抗日救亡运动，使四川逐渐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
"抢米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3月15日）早晨，罗世文和中共川康特委负责人邹风平、程子健、郑伯克、王叙五等人，在成都焦家巷特委机关召开紧急碰头会。会议认为：这次事件是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希特勒国会纵火案"。特委决定：提高警惕，即刻焚毁文件，立即组织党员转移等。3月16日，罗世文、车耀先被捕后，邹风平、甘棠、张曙时、程子健等分散到成都市郊农村隐蔽，郑伯克留在市区内负责主持党员转移工作，并派人到重庆向中共南方局报告事件经过。中共南方局极为重视，3月17日，叶剑英、董必武联名发电报给党中央，报告《新华日报》成都营业部被抄，罗世文等被捕的情况。叶剑英及时向国民党与共产党联络的代表张冲提出交涉，要求立即释放罗世文等共产党员和其他进步人士。3月18日，《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致信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王世杰，要求彻底调查此事。中共南方局为了弄清真实情况，派甘道生（林蒙）专程到成都听取郑伯克的汇报。并采取相应对策，将身份已经暴露的中共川康特委负责人邹风平、甘棠、张曙时等转移去延安，任命程子健为中共川康特委代理书记，于江震为组织部长，郑伯克为宣传部长，领导川康地区人民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投降活动继续进行斗争。
3月3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成都事件对南方党工作的指示》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辑。中，深刻地揭示出成都事件的性质："明显系反共分子准备投降分裂的有计划的阴谋之一部分。"同时指出"应引起整个南方党组织的严重警惕"，"应广泛地暴露反共投降分子之阴谋"。为了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抢米事件"的阴谋，中共南方局起草了《中国共产党成都市委员会为成都抢米事件真相告成都市同胞及全川同胞书》 《中国共产党成都市委员会为成都抢米事件真相告成都市同胞及全川同胞书》，原件存中央档案馆。。指示中共川康特委以"中共成都市委"名义（因当时成都没有市一级党组织），在成都、重庆、西安等地散发。《告同胞书》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在成都制造"抢米事件"是"有计划的阴谋活动"，并郑重声明："共产党既未领导此次暴动，也未参加此暴行，相反的，共产党始终坚持反对此种阴谋行为。"要求国民党中央政府"立刻彻底严查这次奸人匪徒行动"， "立即释放被捕之共产党员及文化界人士"。4月5日，在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以《成都某方唆使奸人匪徒抢米，企图以此嫁祸共产党》为题，全文转载了《告同胞书》，并于4月8日和12日连续发表两篇社论，进一步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投降阴谋。4月8日在以题为《加紧团结，反对枪口对内》的社论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光明正大的政党，此次成都抢米事件，是破坏团结抗战的阴谋暴行，这与共产党目前实行的政策完全不相符合。因此，它只能是国民党内奸人匪徒企图挑拨国共关系，借以进行分裂投降，压迫共产党之口实。这种行为是我们坚决反对的，是全国人民坚决反对的。"并严正要求国民党当局，"必须取消所谓《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对于异党问题实施方案》等文件，以根绝一切大小摩擦事件，真正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合作，彻底打倒汪逆傀儡政府，把日本赶出中国去"。
中国共产党及时揭露了"抢米事件"的真相，使广大群众认清了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投降的真面目，团结鼓舞了进步力量，争取教育了中间势力，孤立打击了顽固派，进一步密切了党同地方实力派的关系。
五、《新华日报》川西北总分销处的革命活动
抗日战争时期，总部设在重庆的《新华日报》是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一个公开报刊，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宣传全面抗战方针的一个重要舆论阵地。1938年1月，《新华日报》在成都设立了发行组。1939年1月，为便利川西北地区读者迅速阅读到报纸，向国民党当局申请在成都祠堂街103号（后迁至88号）设立川西北总分销处，由重庆总社按日航寄纸型来成都浇版翻印。从1939年到1945年，分销处工作人员少时只有三四人，多时有十多人。洪希宗、申同和、李椿、张均先后担任分销处负责人。抗日战争胜利前后，杜桴生、罗石生担任过负责人。
《新华日报》川西北总分销处主要分销《新华日报》。由于《新华日报》以客观的事实，鲜明的立场，宣传党的全面抗战方针，吸引了广大进步青年和爱国人士。再加上分销处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工作，《新华日报》在川西北地区发刊量不断上升，从1938年1月发行组成立时的40余份，至川西北总分销处设立后发刊量逐渐增加，最多时达到1.2万多份，并在彭县、西昌、嘉定等10多个县设立了推销站，成为成都地区最有影响的进步报刊之一。此外，总分销处还代销各种图书杂志。销售的图书主要有：《新华日报》自印和翻印延安解放社出版的书刊，包括党中央负责同志的一些论著，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同时还代销生活书店的一些进步书籍，群众杂志社编的《群众》半月刊。
《新华日报》川西北总分销处，从1938年到1947年在成都坚持战斗了九年的时间。在抗日战争时期中的约八年时间里，总分销处在《新华日报》总社的领导下，对国民党顽固派和特务机构采取阻挠登记、撕毁报纸、殴打绑架报童、查封营业部、秘密逮捕分销处负责人等种种手段，妄图阻止《新华日报》在成都地区发行的卑劣行径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40年3月，国民党特务在成都制造"抢米事件"，大肆逮捕，杀害共产党和进步人士，镇压矛头也直接指向《新华日报》川西北总分销处。 "抢米事件"发生后第三天（3月16日）晚上，八路军驻成都代表、《新华日报》川西北总分销处负责人中共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被跟踪和暗藏在营业部附近的特务绑架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分销处负责人洪希宗 《叶（剑英）董（必武）致电王明转中央电》1940年3月17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分销处的工作受到打击，报纸发行量下降到一千五六百份。到年底，报纸发行量已降到两三百份。工作人员已减少到四人。1941年初，国民党四川省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以"发卖反动书刊，危害国家"为借口，查封了祠堂街的生活书店和其他几家进步书店，同时查封了《新华日报》川西北总分销处。20多天后，经《新华日报》总社与国民党当局交涉，得以继续开业。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两个月后，分销处又遭到国民党特务的一次公开搜查。一天，分销处负责人申同和收到一个邮包，装有20多份铅印的传单和"快邮代电"，内容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同时还揭露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妄图消灭新四军的阴谋。申同和立刻在营业店堂内张贴出一张传单，吸引了大批读者前来阅读抄写，不一会儿店堂内外拥挤不通，直到两名警察前来干涉，并公然撕掉了传单，读者才逐渐散去。晚上7点左右，大批军警和便衣特务持枪冲进分销处搜查，翻箱倒柜两三个小时收走了几张传单才离去。
经过这件事及皖南事变后形势的发展，组织上决定进一步疏散分销处工作人员，只留下申同和和潘健萍两人，报纸的发行量也只有200多份。为了躲避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挠，报纸也采取了一些特殊的发行方式，有些由读者定期来取；有的通过邮寄，邮寄时把《新华日报》与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等作为外包装，并分散到各邮局和邮筒投放；还有些通过职业报贩，以优惠价格批发给他们暗中出售。
1942年冬到1943年初，分销处报纸发行量又慢慢回升，增加了三名专职送报工友，恢复了送报业务。1942年2月底，送报工友徐文外出送报时遭到便衣特务的殴打，并将报纸撕毁。3月3日，报丁张少明外出送报失踪，发行工作屡遭破坏。分销处负责人李椿到总馆作汇报，社长潘梓年对国民党特务的暴行提出抗议，并要求国民党当局调查真相，释放报丁，保证分销处工作正常进行。同时，总馆经理熊瑾玎要求分销处工作人员不再和中共地下组织发生关系，避免给国民党特务机关以借口，破坏报纸发行工作。
1943年下半年，分销处报纸发行量上升到六七百份。国民党当局看到报纸发行量日益增长，十分恼火。他们一面派特务打砸分销处设立的宣传广告，一面加紧对分销处工作人员的迫害。9月4日，分销处负责人李椿骑自行车外出，经君平街和陕西街口时，遭手持武器的便衣特务绑架，从此失踪。新华日报总社社长潘梓年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强烈抗议，要求释放李椿，保护分销处工作人员的安全。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以一道"查明核办，具报核夺"的命令进行敷衍，直到1945年2月，李椿仍无下落。为了使分销处工作不受影响，总社遂派发行课副主任顾造新到成都负责工作。时顾造新又因患肺病急需休养，总社又派会计课副主任张均继任分销处负责人。鉴于李椿事件的教训，潘梓年社长致函国民党中宣部，要求转告国民党有关当局保护分销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的安全。当时兼任四川省主席的张群，不得不于1945年3月2日训令四川省会警察遵照保护。但直到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特务机构对分销处的破坏无时无刻不在进行。这时，《新华日报》根据中共中央在1945年8月28日关于对重庆谈判要做好两手准备的指示，开始疏散工作人员，成都的分销处也做好了搬离准备，还注意做好把一批进步青年安全转移延安的工作。1946年2月22日，国民党反动政府借张莘夫事件，发动反苏游行，捣毁了重庆新华日报总部和成都总分销处。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发表严正声明，指出："中共始终坚决为和平民主建设而奋斗，绝不受挑拨，也绝不退却......政府必须采取适当措施和负责态度，惩办祸首，保证民主秩序。"《新华日报》发表社论予以严正抗议，要求立即查办凶手，赔偿损失，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1946年6月，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撕毁国共双方达成的停战协定，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1947年2月27日，由国民党政府正式通知中共在重庆担任谈判联络工作的代表全部撤退，《新华日报》在2月26日即已停刊。《新华日报》川西北总分销处于3月5日被无理封闭，全体人员被强迫撤离成都，由国民党当局用汽车武装"护送"到重庆与总社人员一道撤退回延安。
抗日战争时期，《新华日报》川西北总分销处除发行报刊外，还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在成都的一个半公开的联络点，也是八路军的运输车从重庆到西安的一个重要的转运点。中共川康特委组织的一些党员骨干和部分爱国青年去延安，有些也是到分销处联系，乘坐八路军办事处的车去延安。中共川康特委负责人罗世文经常到分销处，并以八路军重庆办事处驻成都代表的身份开展工作。《新华日报》川西北总分销处是传播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全国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事迹的重要阵地，是成都、全川及西南人民心中的一盏耀眼的明灯，为鼓舞和推动成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四节 开展人民民主运动迎接抗日战争
的最后胜利
学生运动是人民民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944年10月，在中共成都地下组织的帮助下，华西坝的几所大学和四川大学等学校中的共产党员、进步青年学生，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成都民主青年协会"（简称"民协"）。中共成都地下组织通过"民协"引导青年学生关心抗战形势的发展变化，开展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争取民主和响应中共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举行"国是座谈会"，声援成都市立中学的学生抗议国民党镇压学生暴行的"市中事件"等斗争，推动成都人民民主运动的深入发展，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一、成都民主青年协会的建立和发展
1940年3月，成都"抢米事件"发生后，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转入低潮。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形势更加险恶，严重的白色恐怖笼罩着大后方。国民党顽固派为了加强对成都大中学校的控制，在学校中大量发展反动党团组织。三青团分子和特务职业学生大肆活动，学校里已有的各种抗日救亡团体被迫解散，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大都被迫撤离学校，一些留下来的共产党员，大多数也暂时中断了和党组织的联系，停止公开革命活动。
1942年，按照中共成都地下组织的指示，在成都的一些党员干部上了大学；一些中学生中的党员升入大学；外地学校的一些党员转学到成都的大学就读。他们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隐蔽精干的方针，在学校里，努力学习，联系群众，密切注视形势的发展变化。
1942年秋，失去组织联系的共产党员、金陵大学的赵一鹤，华西大学的刘盛舆、燕京大学的刘克林和进步学生王晶垚、崔巍，湖南转学到成都来的高中学生钟宗等六人，经过多次酝酿，在赵一鹤的主持下，成立了校际秘密组织"蓉社"。"蓉社"成立之后，陆续吸收燕大学生卞重芸、王守义、刘铭昌及高中毕业学生、共产党员严开民、严新民参加。他们最初的活动是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讨论时事政治，检查思想作风，互相鼓励帮助，进行调查研究，在校联系、团结群众。1943年春，"蓉社"改名"马克思主义小组"，又陆续吸收燕大学生王文星、岳克、华大的彭塞几个学生共产党员和川大的学生黄寿金参加。1943年底，"马克思主义小组"又改名为"青年民主宪政促进会"。王晶垚于1942年春在重庆复旦大学读书时，曾经在南方局青年小组领导下工作。这时他便把成都成立校际组织的情况写信报告了中共南方局青年小组负责人刘光，开始与中共南方局青年小组建立了通讯联系。
与"蓉社"建立差不多的同时，在齐鲁大学，有由田汉文、杨殿甲等组织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在光华大学，有由陈和玉、兰季芬等组织的读书会。这些秘密的学生社团，都以学习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宣传民主思想，参加社会活动为宗旨。此外，在一些大学中，进步青年学生组织的公开的进步社团也相继建立。其中有1942年金陵大学成立的"现实文学社"；燕京大学由"马克思主义小组"成员参加组织的"文学研究会"；还有1943年成立的"燕京文摘社"。这些进步社团，利用开展文学、戏剧、新闻等方面的研究活动，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
1944年，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导致了军事上的大溃败，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在学校中学生们关心国事的政治热情迅速高涨，一些政治性的社团相继出现。首先是华西大学的胡文新、贾唯英、刘盛舆、彭塞等几个共产党员发起组织"时事研究社"，并吸收了部分进步青年参加。他们以出版剪报加上按语的形式，向青年学生和群众报道抗战形势，揭露国民党的腐败，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它的出现对带动其他社团的活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接着，燕京大学组织了"创造社"，四川大学组织了"时事研导社"，金陵大学组织了"狂狷社"、"时声社"，"现实文学社"改名的"现实学社"。参加这些社团的多数是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他们关心时事政治，有一定觉悟，而且公开从事一些进步活动。不久，燕京大学的刘克林和华西大学的贾唯英为适应教会学校的特点，共同发起组织了"未名团契"，依靠进步学生为骨干，把一批中间立场的同学也团结到自己周围。
一批公开社团的出现，大大活跃了学校的政治空气。这些进步社团每周都有自己的学习活动，有的学习《大公报》、《新华日报》及其他报纸上的文章，有的学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各社团一般都出剪报、壁报，有些还定期发行铅印刊物。各社团还常常邀请社会各界知名人士作时事政治演讲，著名的进步民主人士张澜、文幼章、杨伯恺、王芸生、赵超构、黄药眠等都曾去各校社团发表演讲。这些活动给积极要求进步、追求真理的青年学生很大的启示和教育。
1944年暑假期间，金陵大学"现实学社"的进步学生谢道炉（谢韬），约集成都各大学学生进步社团的代表20多人在望江公园召开会议，研究讨论各大学壁报的联合问题。在商讨中一致认为，广大人民群众对国民党独裁政权日益不满，形势要求各校社团的当务之急已经不仅是壁报的联合，更需要的是广泛的团结和组织群众去迎接新的斗争。
在此期间，全国各界进步力量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口号启迪已逐渐觉悟到，青年学生应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聚合起来积极投身到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争取实行政治民主的斗争中去。正是在这样的觉悟中，1944年10月15日，在老共产党员李相符的指导下，由"青年民主宪政促进会"发起，邀请成都华西坝的几所大学和四川大学的部分进步青年学生，在北门文殊院开会，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成都民主青年协会"。自此，"民协"会员成了成都地区及全川爱国民主运动的先锋力量。出席当天会议的有金陵大学的郭维、谢道炉，燕京大学的王晶垚、王文星、崔巍，华西大学的贾唯英、刘盛舆、彭塞，四川大学的吴祖型、黄寿金，齐鲁大学的田汉文等人。会上推选王晶垚为负责人，各校推选联络员，并决定回校后把团结在周围的一批先进分子发展为会员，开展活动。"民协"建立后不久制定了《章程》。《章程》提出，"民协"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青年秘密组织，奋斗目标是实现新民主主义。《章程》要求"民协"成员必须参加实际斗争，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必须学习马列主义理论，阅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用革命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
在"民协"酝酿建立的过程中，四川大学教授、共产党员李相符起了直接指导的重要作用。李相符是1928年入党的老党员，早年留学日本。抗日战争爆发后，接受董必武的指示，先后在湖北、河南领导开展抗日斗争。1939年，遵照党的指示回延安工作，路经成都时因病住院，后即留成都任四川大学森林系教授。他的公开身份是民盟四川省支部委员，《唯民》周刊、《大学月刊》编辑和《青年园地》的社长，实际是中共南方局直接领导的秘密党员。他和成都上层人士有广泛的接触和联系，同青年学生也保持经常往来。1943年开始，马克思主义小组成员燕京大学的王文星，四川大学的黄寿金等就和李相符教授保持着紧密联系，并接受李教授的指导。1944年，"青年民主宪政促进会"酝酿成立校际统一组织时，得到李相符的关心和帮助，他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家提供给进步青年做聚会之所。民协正式成立后，各校民协代表在一起讨论民协组织有关问题时，他也出席作指导，而四川大学民协成立后，更是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开展活动。
成都民协建立以后，并没有和中共地下组织建立正式的组织联系，但是，民协成员中许多是共产党员。而且民协通过南方局青年小组、《新华日报》以及其他渠道，学习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按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开展活动。在组织上，"民协"按照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外围组织原则建立。为防止敌人破坏，一直处于秘密状态，对加入组织的成员条件要求十分严格。所以，在抗日战争后期成都没有市一级中共组织的情况下，"民协"实际起到了领导群众开展人民民主运动的核心作用。
民协成立不久，就成功地发动和领导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镇压学生暴行的市中事件等人民民主运动。市中事件的斗争取得胜利后，民协在成都西郊的王家花园召开总结会，李相符出席了会议。会议总结了市中事件的斗争所取得的基本经验，还讨论了如何巩固这次斗争的胜利和如何扩大"民协"组织的问题。会议决定，把一批经过这次斗争考验的先进分子吸收入会，除大学外，还扩展到职业界。经过这次组织发展，"民协"会员达到80多人。在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齐鲁大学、中央大学六所大学中都成立了"民协"小组。燕京大学的"民协"会员最多，成立了三个小组。金陵女子大学只有一个"民协"会员，暂编入金陵大学小组（直到1945年春，金陵女子大学才成立小组）。在职业界，成立了妇女、新闻和中学教员三个小组，积极筹备在国际宣传和邮电部门建立小组。11月下旬，"民协"召开了各小组的代表会议，选出了新执委会；王文星任主席，黄寿金负责组织工作，谢道炉负责宣传工作，彭塞负责教育工作，张国钧负责调查研究工作，还决定由当时在中学任教的老党员吴寄寒（"民协"中学教员组负责人）协助做"民协"的组织工作。"民协"又决定，从12月起正式接办《青年园地》月刊，改为半月刊，由王晶垚主编。
1944年底，日寇的武装进攻一度占领贵州独山，局势十分严峻。中共南方局派张友渔张友渔（1899-1992），山西灵石人。中国当代杰出的法学家、新闻学家、国际问题专家。青年时代就参加了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抗战时期曾任新华日报社社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来成都做上层统战工作，同时，中共南方局青年组的朱语今也来成都通过"民协"干部了解"民协"的建立、发展以及市中事件的斗争情况，并和张友渔研究，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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