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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的主要会议
作者:资料库 文章来源:自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4-9 23:09:14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8.6万人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实行战略转移。当时,中共中央和红军主要负责人博古以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等“左”倾领导者的战略意图是:从南线突破粤军的封锁线,到湘西去会合红二、六军团,创建新的根据地。长征后一个多月,红军虽然突破了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但由于“左”倾领导者消极避战,致使红军损失过半,锐减到3万多人。

  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后,蒋介石很快就判明红军的意图,急调40万大军围追堵截,妄图一举消灭红军。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左”倾领导者才不顾红军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执意要按原计划北上湘西,去与二、六军团会合。红军如继续北上,无疑将钻进敌人预先布置好的罗网。这就引起了中央最高领导层对原定计划的争论。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等率先起来对“左”倾军事路线进行公开的批评。

  12月11日,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12日,中革军委临时决定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李德、博古认为“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肖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

  毛泽东极力说服博古等主要领导人,建议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他说:“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向四川进军,去和四军团会师。”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大多数人赞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但李德、博古仍坚持与二、六军团会合原定计划。这次会议虽然通过了毛泽东的建议,但由于中央领导层中意见不统一,故未能对战略转移的大方向作出决定。

  会后,中革军委于当日19时半下达了“万万火急”的《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的部署》,仍按李德、博古的意见行事,电令一军团之第二师及九军团应向黎平方向前进,“相机进占黎平”。同时寻机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野战军司令部在13日《我军进入贵州动作的部署指示》中指出:“我军以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14日,野战军司令部给二、六军团的指示重申:“我西方野战军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北上。”要求活动于常德一带的二、六军团,策应中央红军北上。

  通道会议研究了军事问题,虽然没有就战略方针的转变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但促进了这个问题的解决,从而为尔后黎平会议决策红军战略计划转变,作了必要的准备。

 

遵义会议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红军力量遭受的严重损失,引起了广大干部和战士对王明军事路线的怀疑和不满,纷纷要求改换错误的领导。同时,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对执行王明军事路线的一些领导同志做了耐心细致的工作,使他们很快觉悟过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西征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根据黎平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在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同志的努力促成下,红军占领遵义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朱德(苏维埃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周恩来(苏维埃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王稼祥(苏维埃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张闻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陈云(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刘少奇(全国总工会委员长)、秦邦宪(中共中央总负责人)、邓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何克全(即凯丰,共青团中央书记);参加会议的还有: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聂荣臻(红一军团政委)、林彪(红一军团军团长)、李富春(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彭德怀(红三军团军团长)、杨尚昆(红三军团政委)、李卓然(红五军团政委)、邓小平(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德(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伍修权(翻译)。

  会议由博古主持,他首先在会上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敌人力量强大,二是根据地政府和各级组织对战争支持不够。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主动承担了一些责任。接着,会议围绕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展开了讨论。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集中讲了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者在军事上的错误。他说:如果说敌人力量强大,为什么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取得了胜利?他列举了许多事实说明根据地的政府和群众对反“围剿”战争是大力支持的,驳斥了博古关于根据地政府和群众支持不够的说法。王稼祥发言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并表示拥护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张闻天发言同意毛泽东、王稼祥的意见,并且强调指出:在目前这种险恶的情况下,只有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红军,才可能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周恩来发言明确提出要撤换博古的领导职务,建议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红军。李富春、聂荣臻、朱德、刘少奇、陈云等也在会上发了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赞成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的正确建议,同意撤换博古的领导职务。博古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不同意大家的批评,李德为自己的错误辩解、拒绝大家对他的批评。

  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决定主要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个决议起草后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2月16日中央油印印发了这个决议。
  《决议》否定了博古的报告,认为基本上是错误的。《决议》列举大量事实,说明红军在主观上、客观上均具备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条件,明确指出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在敌人采用“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的情况下,我们的战略战术应该是决战防御(即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敌人。然而。我们却以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以分散兵力的作战方针代替集中兵力的作战方针,违背了我军战略上持久,战术上速决的基本原则。放弃诱敌深入的方针,而搞“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造成严重损失,使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根据地。

  《决议》指出,政治上,“左”倾机会主义者提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没有利用敌人内部的第一矛盾冲突,拒绝援助福建事变,丧失了打破“围剿”的良机。
  《决议》指出,在战略转变和实行突围问题上,“左”倾机会主义者同样犯了原则错误。“在苏区内同敌人拼命抗战、大量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退出苏区变成了一种恐慌失措的逃跑的与搬家式的行动。在干部中群众中关于这种战略转变没有解释,组织庞大的后方机关使行军作战受到困难,使所有的部队变成掩护队。
  《决议》指出,在领导作风上,“华夫同志恶劣的领导方式”,在军委内造成了不正常现象,博古同志不但不批评纠正、反而支持。他们的错误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决议》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要求红军迅速完成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为创建新的根据地而斗争。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改为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遵义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是李德、博古、周恩来3人,而李德、博古负主要责任。

  遵义会议主要作出四项决定:1.改组了党中央领导机构,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2、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3.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4.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是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不久,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随后,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又称军事指挥小组),周恩来任团长。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把党的路线转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它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的党走上成熟的党的标志。从此,中国革命就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

 

两河口会议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1军团2师4团与红4方面军先头部队9军25师74团在四川懋功达维地区胜利会师。1、4方面军领导人互致贺电,热烈庆贺长征中的两大主力会师,并表示要在党的统一指挥下,携手共进,去争取苏维埃运动的更大胜利。会师时,中央红军约2万人,4方面军约8万人。中央红军于会师后改称第1方面军。

  1、4方面军会合前后,在4方面军工作的中央代表张国焘对当时的政治形势的认识就同党中央存在着分歧。党中央认为两个方面军的会合为开创红军和革命发展的新局面,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因此,“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目前应当先夺取松潘、平武,消灭胡宗南部。张国焘却认为,革命形势低落了,红军是在退却。因此,他主张向西康发展,建立“川康政府”,实现其所谓“川康计划”。

  为了统一战略思想,党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6月26日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张国焘、王稼祥、博古、刘少奇、凯丰、邓发,以及刘伯承、彭德怀、聂荣臻、林彪、林伯渠、李富春16人。

  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首先作关于目前战略方针问题的报告,着重阐述了以下三个问题:
  一、关于战略方针。1、4方面军在会师以前的战略方针是不同的。4方面军决定西去懋功向西康;1方面军决定到岷江东岸,并派支队到新疆。两个方面军会师后在什么地区创建新根据地,首先要便利于我军作战,应力求具备如下三个条件:1.地域宽大,好机动。松潘、理番、懋功地域虽大,但路狭,敌人容易封锁,我不易反攻。2.群众条件好,汉族人口较多的地方。松潘、理番、懋功、温川、抚边等8个地区人口只有20万,且藏民占多数。3.经济条件好,要比较宽裕。松潘、理番、懋功一带粮食缺少,牛羊有限,布匹不易解决,军事补给困难,在大草原和游牧地,既不习惯又不安全。鉴于此,党中央决定在川陕甘建立新根据地,而且必须迅速前进。
  二、关于行动方针。目前1、4方面军的战略行动转移,如向南是不可能;向东过岷江也不可能,因岷江东岸有敌兵力130个团,对我不利;向西北是广大草原。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认为现只有一个转向到甘肃。找应向岷山山脉以北背向西,这地域道路多,人口多,山少,我可用运动战消灭敌人,以实现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三、关于战略指挥。指挥问题的最高原则是:1.应集中统一,集中军委。2.使作战更有力量,须统一为左、中、右三个纵队。3.为克服粮食、气候、地形、少数民族区等各种困难,须加强政治工作。

  在讨论周恩来的报告时,张国焘首先发言。他虽然勉强地接受了中央政治局决定的北上在甘肃南部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但对中央北上战略方针仍持半信半疑的态度。他承认1、4方面军会合后,消灭敌人更有把握,但对具体战略方向,又含糊其词。他认为:由于胡宗南部有20个团兵力牵制我们,还有蒋介石的部队,“我们去甘南还是立足不稳的,还要移动地区,还要减员,所以去甘南,一定要取得主力打下胡敌至少打下他几团,才能立稳运动战中各个击破敌人”。这就充分暴露了张国焘害怕敌人的力量,特别是怕胡宗南,因而主张避开胡敌,向川康边方向发展的右倾思想。

  彭德怀、林彪、博古、毛泽东、王稼祥、邓发、朱德、刘伯承、聂荣臻、凯丰、刘少奇、张闻天等一致同意周恩来的报告提出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认为这是前进的惟一正确的方针。实现这一战略方针的关键是,应首先迅速攻打松潘,进占甘南,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建立革命根据地。还强调,统一组织与指挥两个方面军对实现战略方针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毛泽东发言强调指出:我们的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是进攻,根据地是依靠进攻的。我们必须要高度机动,集中主力,迅速打破胡宗南军向松潘前进,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应力争6月突破,经松潘到决定的地区去。

  博古发言还强调:必须有一定的地区根据地,做出模范来影响全国,现在甘川陕首先甘南,依靠群众工作,游击战争,这能影响全国。
  会议最后一致通过了周恩来的报告提出的战略方针,并责成张闻天为中央政治局起草一个会议决定。

  1935年6月2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决定》认为:“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复河活动,控制这一地带,使我们能够背靠于甘、青、新、宁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利的向东发展。”《决定》还认为,大小金川流域,“不利于大红军的活动与发展,但必须留下小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决定》最后尖锐地指出:“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建立以甘南为中心的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总方针,为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深入发展革命运动,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面。

  为贯彻两河口会议的决定,中央军委于6月29日制定了以夺取甘南,赤化川陕甘为目的的《松潘战役计划》,并将一、四方面军分编为左、中、右三路北进。

 

毛儿盖会议

  沙窝会议后,张国焘在毛儿盖召集四方面军军以上干部会议,非法审查中央路线,公开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罪恶活动。当时,敌人正加紧在南线进犯红军,造成对红军后方的严重威胁。据此,党中央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决定将红军主力集中到右路,主攻班佑。党中央于1935年8月15日电示张国焘:“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一部,掩护后方前进”,“目前应专力北向”。19日,张国焘致电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一面同意中央15日的行动计划;一面却强调攻取阿坝的重要性。

  为了进一步统一战略思想,1935年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四川毛儿盖举行会议,着重讨论红军主力的发展方向问题。到会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徐向前、李富春、聂荣臻、林彪、李先念12人。朱德和张国焘因在前方指挥左路军攻阿坝,未能参加会议。周恩来因重病也未到会。

  毛泽东首先在会上作关于夏洮战役后的行动问题报告。指出:我们到达夏洮地区以后,有两个行动方向:一向陕西,一向青海、新疆、宁夏方向。报告认为,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其理由有四点:

  1.从敌情来说,如我们向黄河以西,敌人则在黄河以东筑封锁线,把我们限在黄河以西。这个地区虽然大,但多是草地、沙漠、人口也很少,将会发生很大的困难。因此,我们要迅速攻破敌人迫我向黄河以西的封锁计划,第一步占洮河流域,第二步占天水一带,第三步在平凉一带击敌,向陕西发展。求得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
  2.从地形来说,由兰州至潼关一带地域广大,我们需要在广大的区域建立政权,创造后方。
  3.从经济条件来说,西北要比黄河以东差,同时气候寒冷,给养困难。
  4.从民族条件来说,黄河以西大部是回族、蒙族,汉族很少,我们到西边去,只能扩大回民的人民革命军,而不能扩大红军本身。

  基于上述四方面条件,红军主力应向黄河以东,支队向黄河以西去破坏敌人的封锁计划。报告指出:夏洮战役的目的,主要是得到洮河流域的东岸。我们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因为这一区域,背靠草地,四川军阀很难来;西北靠黄河,便于作战;同时又可以黄河以西为退路。将来向东大大发展时,后方应移到甘肃东北与陕西交界的地区去。

  陈昌浩、王稼祥、凯丰、林彪、博古、徐向前在发言中,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他们认为向东是转入新的形势;向西是军事上及政治上的退却。这个问题是关系于前途的关键。为达到这一战略目的,左路军一定要向右路军靠拢。但与会者也充分估计到左路军不来与右路会合的可能性。

  毛泽东作会议讨论结论时再次强调:向东向西是一个关键。如果不采取积极方针,将要给敌人迫向西。所以我们应采取积极的向东的方针。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我们应坚决坚持向东打,以岷州洮河为中心向东发展,不应以一些困难而转移向西。
  会议最后通过由毛泽东起草一个决议,作为对两河口会议通过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的补充。
  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的主要内容是:

  一、根据敌我情况,为实现两河口会议的决定,要求主力部队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苏维埃运动继续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
  二、开辟甘陕地区,不论目前与将来之发展上,都是有利的,而且依据我们现有的力量,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三、为着实现这个战略决定,当前的夏洮战役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关键。因此,应力争控制洮河,首先是洮河东岸地区,粉碎敌人兰州、松潘封锁线之计划,以处于有利的机动地位,而便利于继续战胜敌人。“集结最大限度的主力于这个主要方向,坚决与果敢作战,灵活与巧妙的机动,是这个战役胜利之保证。”
  四、“政治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

  毛儿盖会议是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的继续和发展。这次会议确定的以岷州洮河为中心向东发展的行动方针,是对两河口决定的补充,对于明确红军主力发展方向,克服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危险,起了积极的作

 

吴起镇会议
根据榜罗镇会议作出的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的新的战略决策,党中央率陕甘支队约6000人分左、中、右3路纵队北上,通过通渭地区,翻越六盘山,又经过1000多里的艰苦行军和英勇作战,从甘肃进入陕北,于1935年10月18日抵达铁边城。党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博古,以及林彪、聂荣臻、杨尚昆等。会上,张闻天指出:关于在陕北建立苏区问题,政治局同志无一异议;毛泽东在上次榜罗镇召集的会议上作出决定,大家是同意的,应批准;至于中央整个政治决议,应在与二十五、二十六军同志商量后再发。在这次会议上,根据当前形势和部队实际情况,提出了许多议案,如红军入陕后的作战方针主要是在西边打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还是在南边打东北军,或是向北打的问题,同西北红军会合的方向和解决战略方针的问题,整顿部队,提高战斗力、群众工作、解决物资、冬衣等问题,认为上述这些问题迫切需要中央迅速作出决定。毛泽东在会上还指出,现在我们已到陕西,到保安尚有45天路,需要一天休息才好,这几天没有饭吃,不得不走,到前面有粮地方休息。我们要把保安变为苏区,过去敌人对我们是追击,现在改为围剿,我们要打破这围剿,我们须在敌人围剿前做很多工作。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吴起镇会议的预备会议。

  10月19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进驻陕甘革命根据地吴起镇。随后又同十五军团胜利会师。至此,中央红军胜利地完成了历时一年,纵横11个省,行程2.5万里的长征。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终于找到了长征立足点,抵达最后的目的地,胜利地实现了历史性的战略转移。
  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博古、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邓发、李富春、聂荣臻、刘少奇、叶剑英、凯丰、贾拓夫、彭德怀等。会议的中心议程是,总结俄界会议后红军的行动,确定新形势下陕甘支队的行动方针。

  毛泽东在会上首先报告俄界会议以来的形势与陕甘支队的任务。主要内容是:1.宣布中央红军已完结一年长途行军,提出党的新任务是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以领导全国革命。报告指出:自俄界出发已走2000里,到达这地区的任务已完成了,敌人对于我们追击堵击不得不告一段落,现在是敌人围剿,而我们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主要敌人是蒋介石、张学良、阎锡山。他们正准备对陕北苏区的围剿。所以,现陕甘支队,应提出保卫陕北苏区的口号。俄界会议与张国焘决裂,那时口号,打到陕北去,以游击战争与苏联发生联系,榜罗镇会议改变了俄界会议的决定,因为那时得到了新的材料,知道陕北有这样大的苏区与红军,所以改变,决定在陕北保卫与扩大苏区。在俄界会议上想在会合后,带到接近苏联的地区去,那时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的观点是没有的,现我们应批准榜罗镇会议的改变,从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2.确定了红军当前作战方针。毛泽东根据陕北的环境和形势,阐明了红军的作战方针。指出,10月到11月初约20天,我们方向应是西和西北,大的方向是陕甘,陕甘晋3省是发展主要区域,现在先向西,以吴起镇为中心,整顿部队,扩大部队,群众工作。3.规定了红军当前中心工作。报告指出:在部队方面应提高战斗力,扩大红军,解决物质问题。这三件是目前部队中心工作。4.决定继续加强与国际联系。报告说:与国际联系派一支队去,取得国际技术帮助,现在仍是一项重要任务,但目前我们具体不能派去,条件还不够。5.重视同西北同志的团结。毛泽东指出:现我们应极大注意两方面关系问题。南北军队有些不同,互换领导,亦须注意。我们应以快乐高兴的态度,和他们见面。

  在讨论中,邓发、李富春、聂荣臻、刘少奇、叶剑英、凯丰、博古、贾托夫、张闻天、彭德怀先后发言。他们着重阐述了下列主要问题:1.粉碎敌人围剿,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指出:如没有动员广大陕北群众,单靠陕甘支队力量,是不能粉碎敌人围剿的。由于陕北苏区领导全国的革命运动,所以,我们的任务是“扩大和保卫陕北苏区”,要“采取一切力量来巩固与发展陕北苏区”。2.拥护榜罗镇会议决定,使陕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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