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国家女子体操队队员桑兰自12年前受伤后，就被贴上了“微笑天使”的标签。

　　8月22日，北京 暴雨。

　　下午3点，刚起床的桑兰安静地坐在轮椅上，吃着午饭。准确地来说，她不是坐，是被固定—特制的轮椅将她的整个后背和腰卡住，然后用安全带绑起来。否则，不出10秒，她就会从椅子上滑下去。

　　由于持续的肌肉萎缩，桑兰的身体和头部相比显得格外娇小，但说话时，她的表情总是很生动，唯一能动的双手会不自觉地挥舞。

　　12年前，桑兰在美国运动会上受伤导致高位截瘫后，这位醒来就面朝镜头含泪微笑的小姑娘，被贴上了“微笑天使”的标签。这使她不但成为了美国当年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更成为了中国继张海迪以来，最出名的残障人士。

　　刨去繁华和喧嚣，12年中的更多时候，桑兰都是一个人，在努力地生活。

　　然而近3年来，长大的桑兰却用外人看来似乎过于较真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甚至“制造麻烦”。

　　近日，她再次出现在媒体的头条，这一次，她准备将导致自己受伤的美国友好运动会组织方和国际体操联合会告上法庭，还原当年事实的真相。

　　“一场意外”

　　在国家体操队，成绩决定一切。受伤前，17岁的桑兰只有这样一个单纯的念头，要出成绩，然后拿奥运冠军、退役读书，最后成为一名体操教练。

　　1998年，桑兰17岁。在体操队已属“大龄队员”的她知道，如果能够通过美国运动会的比赛，自己就可以拿到大赛资格。然后，梦想才可实现。

　　7月21日那天，电视镜头记录了桑兰受伤的情景—她起跑，腾空，速度很快，没等人看清发生了什么，就见她已经摔到了地上，之后，很多人慌张地围上去……

　　随即，她昏厥了。

　　多年后，桑兰如此描述自己受伤的情景。“我只记得头朝下摔到了垫子上，几乎在那同时，我听到了某种碎裂的声音。声音平淡，如冰碴开裂般，带着触手可及的冰冷、脆弱和漠然。它来自我的身体内部，似一声耳语，除了我，没有任何人可以洞悉。”

　　5个小时的手术后，医生给出了最残忍的诊断，桑兰的第六、第七节颈椎错位挫伤，伴随完全性脊椎神经损伤，胸部以下从此失去了知觉。

　　桑兰醒来了，含着泪对大家笑，她的笑脸，被美国媒体定格，从那一刻开始，“微笑天使”的称呼，被加在了这个17岁姑娘身上。

　　大多数媒体引用了中国体操队领队赵郁馨的叙述，即桑兰醒来后说的第一句话是：“我还能练吗？”无数人因此动容。

　　“我第一句话说的是，‘都是他，都是他撤垫子，不怪我，真的不怪我！’”桑兰说，她当时急速朝马箱冲过去时，一个人影晃了她一下，这让她的大脑一片空白。踏上垫子后，她终于知道，那个人影，撤掉了一块垫子。

　　“‘别犹豫，翻过去！’耳边传来教练清晰的喊声……我继续奔跑，边跑边向那个人影喊道：‘靠边！靠边！’随着我不断地接近跳马，随着我的脚踏上马箱，我似乎已经感觉到了什么，情况不妙！从手撑跳马到腾空，时间已经在我的脑海中凝固了，我尽可能地调整自己的空中姿态，但我不记得到底做了什么，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时间太短、太短了。”

　　桑兰在自己博客中，如此记述事情发生的经过。她说，撤垫子的是名罗马尼亚教练，从手术室出来的第一时间，桑兰就向守候的体操队领导诉说。

　　但在洋溢着“国际友谊”的温馨时刻，她委屈的声音很快被另外一个声音接过：“别说啦，你现在头脑不清醒。”

　　繁华褪去

　　几乎可以称得上迅速地，美国友好赛事组委会和中国代表队先后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桑兰的事故，被定性为一起意外。同时，她也成为了中美关系的一个符号。

　　“我当年见过的场面，比现在的大多了，很多人一辈子也不会遇见。”桑兰说，她被邀请去纽约帝国大厦主持点灯仪式；收到过克林顿、戈尔、萨马兰奇等人的慰问信；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朱镕基总理夫人劳安和中国驻美大使李肇星等政要也纷纷前往看望；她甚至还见到了她的偶像、美国娱乐圈红星莱奥纳多、席琳·迪翁。美国《人物》杂志将她评选为1998年度英雄，ABC电视台著名栏目《20/20》播发了桑兰专题片，这是继邓小平之后第二个出现于该栏目的中国新闻人物……

　　一切都很辉煌，辉煌得让所有人觉得，桑兰，以后将会要什么有什么。她的形象，也被从此定格在“微笑天使”“自强不息”“爱国”等等字眼上。

　　在美国治疗了10个月后，适逢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中美关系陷入僵局。1999年，桑兰回到中国。

　　当时的运动员，还没有赛事保险，国家体育总局和浙江体育局各赔付了桑兰20万元，事故最终了结。除此之外，就只有浙江体工队为桑兰支付的每月1600元工资，另加600元保姆费。

　　5岁就入体操队，12年来一直在体操队生活的桑兰，开始面对一个新的世界。回国的飞机上，桑兰第一次开始思索，以后该怎么活。

　　跟贫病而死的才力、卖奖牌为生的艾冬梅相比，桑兰显得有计划很多。但童年和青春期都在体操房度过的她，面对褪去光环后的现实生活，还是手忙脚乱。

　　“就是觉得她很迷茫，也很弱。”陪伴了桑兰近10年的经纪人黄建，回忆起第一次见到桑兰的情景时说，还处于治疗阶段的她，有些微微胖，更多的是，对生活的无助。

　　运动员出身，也一直跟运动员打交道，并曾给莫慧兰担任经纪人的黄建，用“单纯得像6岁小孩”来形容像桑兰这样的职业运动员。“就知道训练，训练完了就贼有钱。”

　　黄建的感觉并没有错，当时的桑兰的确很彷徨很弱小。她不知道哪些东西是自己该有的，哪些东西，又该怎样去要。比如人人都以为体操队免费分给她在洋桥的房子，实际是她每月要付出1800元租金，后来给体操队打了报告，房租才降到1000元；比如她上北大可以免除学费，但从来没人告诉她……

　　但在外面，人人都以为她过得很好。因为她的每一次露面，都是微笑再微笑，微笑这个符号让人们直接忽略了她的现实生活。每天，她都要靠别人导尿3次，要准备好尿管、尿片、无菌手套、垫布，一次导尿要花费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在饮食调理得当的情况下，大便则是3天一次，还要用开塞露、润滑油。

　　学习独立

　　受伤之后的第四年，桑兰决定要去上学。但父亲桑史盛并不赞同女儿读书，因为他和妻子的年纪都大了，无法照顾女儿，再说，女儿以后还需要很多钱，上大学无疑会让他们当时的经济条件雪上加霜。

　　但是，桑兰坚持要上，“我人都这样了，再不学知识怎么办啊？”

　　桑兰开始给邓朴方写信求助，提出了想去北京大学求学的愿望。在邓朴方的两次出面下，北大新闻系录取了她。

　　尽管基础并不扎实，但这并不妨碍桑兰的勤奋。桑兰的北大同学小李回忆说，念书期间的桑兰特别忙碌，自己要做康复，还要主持节目。“尽管基础不好，她上课很认真、很准时，出勤率也很高。”小李说。

　　2007年，桑兰北大毕业。她对记者总结，这5年学习，让她得到最大锻炼的是思维。而在黄建看来，这是桑兰开始真正融入世界的开端。她朝外面发出了自己真正的声音。

　　第一件事，就是要脱离父母，独立生活。黄建说，2007年前，桑兰一直都是父母照料，但她开始真正出入社会后，生活规律各方面都跟父母不一致了。母亲也年纪渐大，又有风湿性关节炎，几经沟通后，她将父母送回了宁波老家，自己独立在北京生活。

　　同时，桑兰开始不断地更新自己博客：她批评家中的小保姆对自己照顾失当，进而炮轰整个家政行业不规范；她批评航空公司对残疾人的苛责，东航最后只得公开道歉；小区的无障碍通道被占用，首都机场的无障碍停车位管理失当等等，都是桑兰在努力维权。

　　种种行为都让她“微笑天使”的公众形象发生偏离。很多人批评她：“你怎么这么不感恩？”但桑兰不在乎，还把报道自己“负面”新闻的媒体，都记在一个“黑名单”上。

　　“出入社会后，她就特别有主意，我说服不了她。”黄建说，桑兰的辨识能力在不断提升，以前还需要黄建帮她看看，现在她一眼就能看出来你是个什么人，有什么目的，要干什么。她也学会了应付外人，你跟她假正经，她就能跟你一本正经地扯下去。

　　黄建说，现在面对一些质疑时，桑兰反而劝他，“我老想这些东西，我还活吗？干脆我就自杀了。我有那能力自杀吗？拿得动刀吗？栓扣得了吗？想买毒药买得了吗？哪个医生开啊？”这种充满黑色幽默的话，桑兰管这叫自嘲。

　　“信命也信劫”

　　接触过桑兰的人都说，桑兰是一个无比开朗的人，她不会流露出羡慕健全人的情绪，更不会时刻神伤。

　　她用手机，手指不能动，只能用手腕的力量去控制手掌，一个字一个字发短信；她用勺子吃饭，虽然有时会把饭菜扒到盘子外，但仍然努力做到跟正常人一般的速度；桑兰也化妆，特别是在面对镜头的时候，她特别注意画腮红和眉毛，因为这会让她苍白的脸染上红晕，自己画完了，她会问记者：“我画得是不是一样高？”聊天中，记者要帮她开一瓶矿泉水，她客气地道谢之后拒绝：“我自己先试试吧！”用手腕一点点地拧。

　　桑兰很坦然地讲着一些在正常人看来尴尬的时刻。在美国的第一课，就是学习如何让别人帮忙插导尿管。“我身边的人几乎都帮我插过。”桑兰说，她也能接受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帮助她。“你觉得跟活下去相比，这点自尊重要吗？”

　　相比对健全人的羡慕，桑兰更羡慕那些受伤后有保障的人。“比如她有时候就会觉得刘岩(奥运会彩排时摔伤的女演员)特好，能有几个保姆照看着。”黄建说，而桑兰现在就一个阿姨照看着，黄建作为经纪人，甚至必须去干很多保姆的活。

　　桑兰出事后，因为没有针对运动员的保险，下半辈子几乎是被40万元买断；美国的华人华侨给她一些捐款，但她不能动本金，只能用利息，一个月几百美元。她的父母也都没工作，父亲退休了也就只有退休金，母亲下岗了。外界说她有1000万美元，但这笔钱只能用于脊椎损失的治疗方面。至于脊椎带来的其他一系列问题，都得桑兰自己负担。

　　黄建说，桑兰受伤后，国家开始对运动员启用赛事保险，后来的汤淼、王燕都是这项政策的受益者。但作为此项规定修改的最直接引发者，桑兰却什么都没有。这12年来，桑兰过得并不那么容易，她一直在很辛苦地赚着自己的生活费，尤其是，作为一个残障人士，她必须要去赚比健全人还多的钱。

　　“桑兰年收入多少，是商业秘密，坦白说，收入比一般人好一点，”经纪人黄健说，但每个月的导尿管、吃的保健品还有请保姆，都是一笔巨大的费用。桑兰以后是否还能这么工作都很难说。“看她的身体状况，别说老了怎么办，5年以后她的身体都不好说了。”

　　生活是艰辛的，桑兰自己也明白这一点。“我父亲一直给我说，你要趁现在，多存一点钱，不然以后怎么办？”从她上大学开始，她就在外面不停地接工作，她做过主持人，也有做过网站的经验，还做策划，接合作以及写书。为了多存一些钱应付将来，她的导尿管都是清洗后重新使用；而她的家里洗衣服的水都会节省下来，冲厕所。

　　但这些并不能让桑兰安心。因为没人知道，将来的将来，她的身体会发生什么情况，需要多少钱才能应付这些可能出现的各种意外。桑兰说，受伤的12年，她就像活了24年。

　　这让她最终下定决定，在12年后，去打这么一场官司。“我没有太多的想法，只是觉得一定要搞清楚当年的真相。”

　　桑兰说，她信命，也信劫难，所以，她不怨恨上天加之于自己身体上的一切。每次去外地，她都会去寺庙转转，虔诚地去上炷香，拜一拜。

　　至今，她的屋子里也供着一尊药师佛。“但我觉得命，就是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