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生追随眷恋的中国共产党：起草此信时，我已身染沉疴，手不能握笔，目不能视字了。自忖报效党和人民的时间已经不多，唯今我只恐不能趁神智尚清之际向组织表达清楚这最后的愿望，于是强撑病体，催促子女代笔记述此信。这封信是我今生递交给党组织的最后一份思想汇报，并信中所附的两万元人民币，是我一点微薄的积蓄，其中一万元作为最后的党费，另外一万元捐助给那些因贫困失学的孩子们。这些钱款是我能够为党和人民所作的最后一件工作。

　　我于一九二零年五月一日出生于四川省梓潼县玛垴乡高河边村一户穷苦的佃户家庭。在我的童年时代，四川境内军阀混战、烟（鸦片）毒遍地。由于连年混战，川军对劳动人民横征暴敛、极尽搜刮之能事。在红军解放我的家乡前，当地的赋税已经加征到一九八七年。我们全家一年到头辛勤劳动，却不能吃到一顿饱饭。每逢岁末年关、青黄不接之际，全家人便要流浪四乡乞讨为生。我九岁那年，爷爷因病饿交加而死，为了凑足爷爷的棺材钱，父亲忍痛将我以九匹布的价钱卖给了一家富户。从那时起我不但要应对繁重的家务，还要承担田里的农活。尽管我每日小心侍奉，但还是经常遭到东家无端的辱骂和毒打。

　　一九三五年三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以前所未有的强大攻势，出其不意的突破了敌重兵防守的嘉陵江防线。不久之后我的家乡就来了一支由几名英姿飒爽的红军女兵组成的宣传队。在他们的宣传下，使我平生第一次解脱了封建礼教在我思想中形成的桎梏，深刻地认识到世间的人生来自由平等，根本没有前定的等级尊卑贵贱，更不应当被随意买卖。参加红军，砸碎这吃人的奴役、沉重的压迫，建立一个公正、公平的新社会，是我唯一的希望。当时我未满十五岁，不够参军的年龄，所以屡次被行进中的红军拒绝，但我并未因此而气馁，而是一次又一次的逃离家庭，翻越上百里崎岖的山道去剑阁找寻红军。我终以我的悲惨遭遇和坚决成为了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

　　一九三五年四月，我参加红军的日子使我永生难忘。从那以后我背起三十斤重的行军锅，追随红军翻越海拔五千余米的折多雪山、三次穿越人迹罕至的松潘大草地，屡次击退数十倍于我们的追剿敌军，胜利抵达延安。在这和这以后的革命岁月中，我在党的精心培养下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师职干部。每当我回首往事，都为能够将自己的青春岁月献给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事业而无比自豪。我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归于党对我的培养，没有中国共产党便没有我高余屏一家今日的幸福生活！此时此刻我再次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致以庄严的军礼，并交纳一万元人民币作为党费，最后一次履行我光荣的义务！

　　二零零一年十月我随爱人河北省军区顾问—张方明同志回婆家湖北省红安县七里坪镇张石河村省亲。村里的孩子们在我们对当地小学的捐助仪式结束后，有许多脱下鞋子回家吃饭。与他们有过相同经历的我知道他们是为了不损坏鞋子才打赤脚的。对此我和爱人深感自责和歉意，当年使天下穷苦百姓有饭吃、有衣穿、有学上，是我们红军对劳苦大众的承诺，但是时至今日老区人民还是这样的贫困。湖北婆家田里的粮食产量和种植频率都要好于长征时期途经的康藏、陕甘地区。

　　每当想到那些曾经不避生死帮助红军救治伤病员的老区人民，特别是那些与我结下深厚友情的藏族姑娘们，我便为他们和他们的孩子现在的生活而焦虑。接受教育特别是接受高等教育，是“老、少、边、穷”地区人民群众摆脱贫困落后的重要途径，因此越是贫困越是要让孩子们读书。基于这种思想我决定在去世后向贫困的失学儿童捐助一万元。由于我家乡的亲戚很穷，更加近来重疾缠身，现在只能为我所热爱的人民群众作这一点有限的奉献。我的文化水平不高，更加重病在身，所以在信中不能尽表我对党和人民的一片眷恋之情。在我弥留人世之际，真诚地希望后继同志在新一代领导集体的指挥下努力拼搏，早日实现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红军女战士：高余屏附

　　奶奶去世后，爷爷遵照她的遗愿，向她生前所在的单位缴纳了一万元党费。随后爷爷将剩余的一万元钱捐给了河北省平山县温塘镇刚刚落成的由民间筹资的抗日烈士陵园。该陵园坐落于温塘镇一所小学东侧的山上。以表达奶奶和他对那些英勇抗击日军，却死无遗尸的战友们的崇敬之情。并希望这座小小的陵园能够向后代子孙彰显当年中国军民面对强敌毫无畏惧、拼死抵抗的民族意志。　作者：张伟兴

捐助1-4》：这些照片拍摄于2001年10月，高余屏随同张方明同志回湖北红安县七里坪镇张石河村省亲期间。也就是在这次省亲期间，她看到了光脚下学的孩子、遍地跳蚤的厕所、一百余年没有搬迁的破旧老宅。为了使捐助的钱物能够切实发到每个孩子手里，她和张方明让随行亲属和工作人员购买了200套文具和一些体育用品，连夜整理成套，并在张石河村小学亲手发放给小学生。

　　湖北省红安县是中国出将军最多的一个县，给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培养了很多将军。红安县原名黄安县，1927年11月至12月间黄安与麻城爆发了由农民组织成的大暴动，史称黄麻暴动。这次暴动有别于南昌、广州、秋收起义，因为他的参与者都是农民，而非国民党暴动士兵。

　　经过多年的努力红军游击队在黄安从小到大，从无到有，从当初的几十号人发展到威逼国民党南北交通生命线--平汉铁路和重镇武汉的三万余人。1931年红四方面军在黄安七里坪镇成立，方面军指挥部设在镇上的"长胜街"。鄂豫皖（大别山）根据地逐步形成。1932年7月蒋介石亲任"鄂豫皖"三省剿总司令率63万大军对大别山红军进行围剿。由于寡不敌众红四方面军主力撤出大别山向川陕方向转移。蒋介石派遣十余万大军长驻大别山，疯狂围剿红军残部。国民党军在红安的岩壁上用白石灰写道："砍光大别山的树，挖断红军的根。"次日这则标语被大别山的百姓改写为："大别山的树砍不光，红军的根挖不断。"红军残部被重组为红25军，在吴焕先、徐海东等人的率领下愈战愈强，屡挫东北军、西北军及蒋介石嫡系部队。1934年红25军奉中央命令向陕北转移以策应红一方面军行动。留守在大别山的高敬亭同志率领残弱部队建立了红28军，并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红28军后来成为江南新四军实力最强的一股部队。

　　在以红安七里坪镇为中心的大别山根据地在红军时期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仅红安县就有有名的烈士2万2千人，无名的烈士10万余人

《看看去世的妹妹》：这张照片拍摄于2001年10月在红安省亲其间。照片中高余屏向前探身看望的就是张方明的妹妹张芳华的坟丘。张芳华是张方明的妹妹，由于张方明参加红军的事情远近皆知，所以国民党驻大别山的部队总是来张方名家里捣乱。由于张方明的父亲张焕清曾经在清军担任过八品武官，所以国民党军畏于他在乡下的声望，也不敢太出格。但是到家里乱骂、乱砸东西是家常便饭。1947年国民党军一个排长在张焕清面前乱骂乱摔，将年幼的张芳华吓哭，这位排长用枪托将哭泣的张芳华左臂砸断造成终身残疾。　　这是国民党军在大别山根据地清剿时，实行"一人参加红军，全家为匪"政策的一个缩影。这样的事例在大别山随处可见，徐海东的童养媳被国民党军俘虏后差点被杀；红25军政委吴焕先全家被国民党军杀害，幸存的妻子以乞讨为生，将要来的鸡蛋送给红军伤员，而她本人则在怀孕后饿死街头。这些故事是革命者弃家革命的真实写照。红军虽然伟大，但是大别山的老百姓更是真正的英雄！

关于捐助款用途改变问题的回复

感谢高余屏家人答复：

　　首先这种改变并不违背高余屏同志的遗愿。高余屏同志和她的丈夫张方明同志彼此互相信任、不分彼此，她的遗愿自然要委托张方明同志全权处理。造成张方明同志改变捐款用途的原因有两点：

　　一、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主要担心一万元捐款不能够落实到贫困学生的手中。同时关于教育经费被挪作他用的情况也经常听说。这种担心使得张方明同志对一万元捐款的使用极为慎重。由于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张方明本人也无力亲自监督这笔款项的去向，所以只能寻找一位值得信任的同志来代行此事。也恰在此时一位叫崔成才的同志出现了。

　　二、为默默无闻牺牲的战友树碑立传以示后人是两位老人共同的愿望。现在插入一段历史故事。1938年1月下旬，八路军115时344旅688团奉命前往河北省平山县温塘洪子店伏击日军。此次战斗非常激烈，当面日军有一千余人且火力优于我军。688团团长陈锦绣英勇奋战抵近指挥，日军观察到陈锦绣后集中炮火向其射击。陈锦绣和一营长当场牺牲，并且没有留下尸首。这次战斗我军歼灭日军500余人，但自身也牺牲了100多人。随后日军纠集援敌返回温塘进行报复。当地老百姓面对日军刺刀的威逼，致死不肯说出八路军的去向，结果狗急跳墙的日军竟将108名当地村民集体枪决，这就是"辛庄惨案"。当时一名年仅十三岁的孩子被大人压在了身下侥幸逃生，他就是崔成才。崔成才满怀对日军的刻骨仇恨参加了八路军，并以其勇敢忠诚入选了中央警卫师。离休后的崔成才不忘旧事，决心为688团指战员和辛庄惨案中惨死的乡亲建造一所陵园。他在寻访募集的过程中于1998年偶然遇到了张方明同志。张方明和高余屏同志当时对他进行了热情地接待，并提供了几百元的捐助。同时牺牲在洪子店地区的688团的指战员也多是来自大别山的红25军成员。

　　在高余屏去世后，张方明同志经过认真地考虑后决定将这笔捐款交给崔成才同志用来为陈锦绣等人修建烈士陵园。这所陵园的旁边也正是一所小学，它的落成会很好的教育这些孩子。这所陵园的建造总共使用了4万余元，占地不足一亩。陵园建成后陈锦绣和他的战友们依然默默无闻。当年和他同任团长的李天佑、杨成武、韩先楚等人建国后均被授予了上将军衔。而如果陈锦绣还活着，他自己的园子就不应当小于一亩地，也不会平时连个看门的警卫都没有。

　　崔成才最近也去世了，这个作工不怎么精细的陵园以后由谁来养护呢？在此我们希望全社会关注这些英雄的长眠地，他们活着的时候将自己的生命乃至家庭都献给了国家和人民，难道牺牲后就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吗？

　　关于文中所讲述的洪子店战斗和辛庄惨案可以在石家庄档案信息网上查阅到具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