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具有历史意义的长征，以主力红军在敌人重兵压迫下脱离原有根据地，流动转战，寻机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为主要特征。毫无疑义，这是党和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进行的一个战略大转移，或者叫战略总退却。“这种战略的日的就是要赢得时间，瓦解敌人，养精蓄锐，以便后来转为反攻。”〔1〕继红二方面军、一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之后开始的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当然也不会例外。
　　红四方面军源自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二年十月，未能粉碎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被迫西征转战三千里，年底进军川北，开创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根据地。这块根据地的鼎盛时期，面积达四万二千平方公里，人口逾五百万，形成二十二个县（市）的革命政权，红军发展到五个军八万余人，严重危及四川军阀的反动统治，有力配合了各根据地红军的反“围剿”斗争。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川陕根据地的战略意义和作用，认为它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大区域”，“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2〕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也曾要求党中央速派一批得力干部，加强对陕南和陕北游击运动的领导，以便使川陕根据地有巩固的战略后方，直至与新疆打通联系，进而发展西南、西北的革命形势。可见，巩固和发展川陕根据地，乃是土地革命战争进程中党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
　　那末，至一九三五年上半年，川陕根据地才形成两年多时间，红四方面军为什么会撤出那里，实行战略转移呢？
　　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当时的形势和条件说起。因为一定历史时期、历史环境的形势和条件，是规定红军战略行动方针、任务的基本出发点。
　　红四方面军进军川北，立脚生根，基本原因之一，就是利用了敌人营垒的矛盾和缺口。那时，四川军阀各领“防地”，混战不已，并且反对蒋介石的势力入川“剿赤”，从而给了红军以可乘之隙。但是，从一九三三年秋末起，这个条件便逐步发生了变化。四川军阀混战结束，形成以刘湘为头子的相对统一局面；红军经过反“三路围攻”和三次进攻战役，迅猛发展，直接危及各路军阀的生存。于是，他们联合起来，集中二十多万兵力，向我根据地发起六路围攻，持续时间达十个月之久。一九三四年八月，敌“六路围攻”被彻底粉碎后，四川军阀更是惶惶不可终日，只得向蒋介石告急求援，请其派兵入川，统一指挥“剿赤”事宜。早就觊觎“天府之国”的蒋介石，立即制定“川陕会剿”计划，令胡宗南部入川，上官云相〔3〕等部向川陕边逼近，准备纠合川陕两省的军阀势力，东西堵截，南北夹击，一举消灭我军于大巴山下。短时间内，敌在我根据地周围集结的兵力，达两百个团以上。一旦“会剿”开始，我军势必处于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因而，如何对付优势敌人的“川陕会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任务。

蒋介石“围剿”红军的新战略是：并进合围，步步为营，全面封锁，持久作战。我军要固守根据地，打破敌人的新“围剿”战略，就必须拥有足够支持持久战争的人力、物力、财力。然而，川陕根据地经过连年不断的战争消耗，已元气大损，疮痍满目；张国焘推行王明一套“左”的东西，更加剧了自己的困难。要粮没粮，要款没款，要兵员没兵员，叫民穷财尽。根据地到了这般地步，要再去支持一场类似反六路围攻那样的持久战，已是不可能了。
　　在这种情况下，方面军总部召开清江渡军事会议，讨论战略方针和任务。会议制定了依托老区、收缩战线、发展新区的“川陕甘计划”，拟集中主力，打击胡宗南部，夺取甘南的碧口及文（县）、武（都）、成（县）、康（县）地区，补充自己，冲破敌人的“川陕会剿”。接着，我军即发起广（元）昭（化）战役〔4〕但仗打得不理想，未能消灭胡宗南伸进四川的力量，只好另寻战机。那时，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已转移到川黔边，急需四方面军策应。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央电令我军全力西渡嘉陵江，在广大无堡垒地带机动作战，策应红一方面军从泸州上游渡江入川。据此，我们重新调整部署，一面令部队迅速造船，一面以一部兵力出击陕南，调动沿江敌人，为强渡嘉陵江创造条件。东线那边，逐步收缩，尽力迟滞敌人。
　　陕南战役〔5〕，达到了调动沿江敌人的目的。但红一方面军土城一战受阻，决定改向川黔滇边转移。我军因受中央一月二十二日作战方针的牵动，在东线、南线敌人压迫下，已陆续放弃万源、通江、仪陇等县城，主力集中在嘉陵江东岸的苍溪、旺苍、南江、巴中间，如箭在弦上，非进不可。方面军总部决定，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一是为了策应红一方面军北上；二是为了创造战机，进取甘南，实现“川陕甘计划”。
　　嘉陵江西岸北起广元、南至南部沿江防线，由川敌邓锡侯、田颂尧两军扼守。据侦察，阆中、苍溪附近的沿江地段，敌守备力量薄弱，江面宽阔，水流较缓，便于我军偷渡、强渡。我们决定，采取偷渡与强渡相结合，多路突击，重点突破的战法渡江；尔后北卷西扫，摧毁敌人江防支撑点，乘胜进击甘南。
　　三月二十八日夜，方面军总部下达了渡江命令。位于苍溪以南塔子山附近的中纵队三十军，首先强渡成功，席卷沿岸守敌。阆中以北的左纵队九军及苍溪以北的右纵队三十一军，亦相继突破敌江防，向纵深发展。次日，第二梯队四军渡江，投入战斗。我各路部队如猛虎扑羊，横扫沿江敌人，取南部，克剑阁，四月二日一举拿下天险剑门关，进而攻占昭化，包围广元，沿江四百里的江防地段，均落入我手。战役第一阶段至此结束。
　　第二阶段是向西进击，摧毁敌人的纵深防御，解除我进取甘南的后顾之忧。我以一部兵力居右，扼阻胡宗南部南下；一部兵力居左，监视田颂尧部北进；而以主力径取梓潼、江油、中坝，打击邓锡侯部。邓锡侯为解江油之围，亲率十八个团从绵阳北进，被我在江油附近打援，歼灭四个团，余敌溃逃而去。我军乘胜进占中坝、彰明、北川。这时，我们想集中兵力，北进迂回碧口，进取文、武、成、康地区。我给张国焘发报，左催右催，但他就是不表态。那时，他已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正和陈昌浩忙于指挥大搬家，部队只好就地发动群众，待命行动。强渡嘉陵江战役，遂于四月二十一日结束。
　　是役历时二十四天。我军跨江而进，横扫直荡，先后攻克阆中、南部、剑阁、昭化、梓潼、青川、平武、彰明、北川等九座城镇，歼敌十二个多团，共一万余人。因张国焘迟疑不决，致使北进甘南的战机丧失，“川陕甘”计划未能实现。这是战略上的失策。红军撤出川陕根据地，仅留下千把人枪打游击，力量太小，后被敌人瓦解和消灭。如果把红三十三军（原川东游击军）留下，情形会好些。
　　总之，红四方面军撤出川陕根据地，有多方面的原因。优势敌人的联合压迫，根据地民穷财尽，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需要等等因素，决定我军主力强渡嘉陵江，另寻出路，图存发展。这与整个红军的战略大转移密切相关，不是孤立的、偶然的。

　　　　　　　　　（二）

　　一九三五年五月初，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渡过金沙江，继续北上，准备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西进川西北，接应中央红军，遂成为红四方面军的主要行动方针。
　　蒋介石为防止我一、四方面军“合股川西”，以便各个击破，调动刘湘、邓锡侯、孙震、胡宗南等部，四面围堵，企图将我军主力聚歼于江油、中坝地区。五月上旬，我军先后撤出彰明、中坝、青川、平武等地，向岷江地区西进。沿途经激烈战斗，突破邓锡侯在土门、北川河谷设置的数道防线，中旬进占茂县。继以一部沿岷江南下，控制了文镇关、雁门关、威州等要点，进克理县，逼近汶川。另一部沿岷江北上，进据松潘以南的镇江关及平武以南的片口等地。这带为汉、藏、羌、回等民族杂居区域，高山连绵，人口稀少，粮食产量甚低，交通运输不便，决非大军久驻之地。
　　两军会师，指日可待。我们一面指挥前线部队，扼阻川敌和胡宗南部的进攻；一面分兵发动群众，筹集粮食、被服、牛羊、盐巴、茶叶、羊毛等，在全军开展制作和捐献慰问品的活动，准备迎接红一方面军。从军队到地方，从总部到连队，一派紧张而热烈的景象。五月下旬，我们派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领该军第八十八师和九军二十五师、二十七师各一部，翻山越岭，西进小金川地区，消灭守敌邓锡侯一部，迎接中央红军。在此以前，我和李先念曾就两军会合后的战略发展方向问题交换过意见，认为还是原来的“川陕甘计划”比较理想。
　　六月中旬，红一、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在夹金山下。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领导同志会见李先念，向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表示亲切慰问。消息传来，大家极为振奋。各部队派人将一批批慰问品送往一方面军驻地，以表达对党中央和兄弟红军的怀念、爱戴、崇敬之情。欢庆会合、相互学习、加强团结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两军会合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确定战略行动方针。也就是说，要解决在哪里建立立脚点，创造根据地，休养生息，进图发展的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听取了李先念介绍的情况，经过认真研究，提出北上川陕甘边建立根据地的方针。但张国焘想南下川康边。为此，六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于两河口举行会议，讨论战略行动方针问题。二十八日，作出了“集中主力向北进攻”，“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决定。同时，中央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以松潘为突破口，打开北进甘南的通道。具体部署是：以岷江东岸四方面军一部，组成岷江支队，由王树声率领，牵制川军及胡宗南部南向；岷江西岸红一、四方面军主力，分三路北进松潘地区及其东北地带，突击胡敌侧背，攻取松潘。右路由陈昌浩率领，中路由徐向前率领，左路由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率领；以中、左两路为中心，迂回攻击松潘守敌。
　　松潘一带，山高谷深，粮缺人稀，大部队运动十分困难。该城城墙坚厚，地势险要，确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自明朝以来，就是扼控川西北至甘南的军事重镇。根据那里的地形条件和军委的作战部署，我们决心以黑水、芦花为战略后方，北出迂回松潘，实行多路突击。七月六日，我和陈昌浩分别率中、右纵队，从理县、茂县出发；岷江支队也开始行动。十日，一、四方面军先头部队攻占毛儿盖。中旬，岷民江支队进占距松潘十余里的塔子山，与胡敌对峙；右路纵队一部，攻克松潘附近的要点牦牛沟；中路纵队沿途拔除一些敌据点后，进至维谷附近，因受黑水河所阻，经先期到达芦花的彭德怀率一个团架桥接应，才顺利渡河，于中旬末抵黑水、芦花地区。
　　胡敌发现红军企图攻击松潘，北进甘南，及将主力二十七个团集结在松潘、漳腊、南坪一线，凭险扼阻。追击中央红军的薛岳部，亦从川南北进川甘边，配合胡敌截击我军。我一、四方面军主力北进后，懋功、绥靖、北川、茂县、威州等地，均为川军占领。敌前堵后追，企图将红军压入荒无人烟的草地，陷我于不战而毙的绝境。

大敌当前，情势艰险，党和红军的团结，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但是，两军会合后不久，这种团结便受到损害，并且发展到日趋明朗化的地步。
　　察其原因，主要是张国焘怀有野心，想当头头，和中央闹对立。同时，博古、凯丰等同志对四方面军横加指责，乱扣帽子，也起了不好的作用。张国焘与中央闹矛盾，始自战略方针问题。当两军会合时，中央主张北上，他则主张南下，这才召开两河口会议，统一战略思想。他见一方面军损失很大，兵力不多，野心便油然而生。两河口会议〔6〕后，中央慰问团到杂谷脑慰问四方面军，他竟借口“统一军事指挥”，公然伸手向中央要权。此后，又不断向下面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军事指挥不统一”、“人家瞧不起四方面军这些老土”等，还派人找一方面军的同志了解会理会议、遵义会议〔7〕的情况，实际上是进行反中央的活动。博古、凯丰等亦不顾两军团结的大局，指责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是“逃跑主义”，还有什么“军阀主义”、“土匪作风”、“政治落后”等等，甚至公开写文章抨击。这套“左”的做法，伤害了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感情，也给了张国焘以挑唆的借口。
　　在芦花，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领导同志。毛泽东同志亲自将一枚金质五星奖章授予我，以表彰四方面军的英勇斗争。朱德总司令语重心长地同我谈过两军加强团结、取长补短的问题。鉴于一方面军兵员损失很大，我们建议，从四方面军抽几个建制团补给他们；也请他们调些干部来四方面军，以利相互学习。经中央批准，我们调了三个团共三千八百人去一方面军；从一方面军调来李卓然、张宗逊、陈伯钧、李天佑、李聚奎、朱良才等同志，在总部工作或任军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等职。七月十八日，军委公布了由朱德任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的命令，二十日，决定调整军队组织系列，组成前敌指挥部，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接着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听取四方面军领导人的汇报。会上，张国焘介绍了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川陕根据地的原因和经过，我汇报了军事工作情况，陈昌浩汇报了政治工作情况。中央领导同志对四方面军的英勇斗争作了肯定评价，没有出现新的争执，大家都很高兴。
　　为夺取松潘，我和陈昌浩、叶剑英率前敌指挥部及一部兵力，于七月二十二日出发，向毛儿盖进军。在毛儿盖，组织部队多路突击松潘。但因敌人兵力集中，凭险固守，我军装备太差，不论正面进攻或迂回突击，均难奏效。此路不通，只得另辟北进的通道。

（三）

　　八月初，军委在毛儿盖召开军事会议，重新研究敌情，确定行动方针和部署。
　　会议决定，放弃攻打松潘的作战计划，红军主力改道经阿坝出夏洮流域，进据甘南。会上，我和陈昌浩提议，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向一个方向突击。张国焘则主张，兵分左右两路北进。会议采纳了张国焘的意见，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以五军、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三十三军组成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取阿坝，控墨洼，继出夏河；以一军、四军、三十军组成右路军，由前敌指挥部率领，穿越草地，出巴西、班佑地区北进，万一无路可走，再改道经阿坝前进。彭德怀率三军及四军一部殿后，掩护中央机关前进。
　　张国焘野心不死，会后又节外生枝，要中央政治局开会，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于是，中央政治局举行沙窝会议，作出《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粉碎了张国焘的篡夺党和红军领导权的企图。那时，部队在毛儿盖地区陷于绝粮困境，吃野菜、黄麻，嘴巴都吃肿了。我着急万分，催张国焘出发。中旬，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左路军出动。右路军这边，则积极进行穿越草地的准备工作。
　　八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再次讨论战略行动方针。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昌浩（沙窝会议上补选为政治局委员）、凯丰、邓发，列席会议的有李富春、徐向前、林彪、聂荣臻、李先念。毛泽东首先发言，强调了北出夏洮流域后向东发展的方针，与会同志均表示同意。最后，毛泽东作了结论，大意是：第一，红军北出后向东还是向西，是全局中的关键。向东，是积极的方针；向西，将陷红军于不利的地区。第二，从洮河左岸或右岸前进，可视情况而定。如有可能，即采取包座至岷州的路线，北出甘南。第三，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而不是相反。阿坝可速打一下，但后续部队应不经阿坝而向右路军靠拢。总之，必须以岷州、洮河地区为中心，向东发展，决不应因遇到一些困难，转而向西。会议一致决定，以毛泽东同志的发言为基本内容，形成《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
　　这次会议，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的部署，变右路军为北出主力；左路军为战略预备队，从阿坝地区东折，向右路军靠拢，共出甘南。会后，党中央及前敌指挥部分别将这一决定电告已占领阿坝的左路军。
　　根据毛儿盖会议的决定，右路军从八月二十一日相继出动，开始了征服草地的艰难进军。茫茫大草原，草深过膝，沼泽遍地，荒无人烟。气候乍暖乍寒，变幻无常，忽而骄阳高照，忽而雨雪交加。有不少绿草覆盖的泥沼，都是陷人坑，人和牲口掉到里面，越陷越深，直至被吞没。没有粮食，靠挖野菜、啃皮带充饥。红军指战员发扬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不为饥饿、疲乏、寒冷、暴风雨、伤病、死亡所屈服，万众一心，前仆后继，奋勇前进。经五昼夜行军，终于穿过草地，到达班佑、巴西地区。这带系半农半牧区，粮食和牛羊较多，部队安顿下来，清点人数，补充给养，恢复疲劳，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据侦察，离巴西、班佑不远的上下包座地区，有胡宗南部一团多兵力扼守，卡住我军北进的通道。胡宗南发现红军穿过草地，又急派其驻漳腊的伍诚仁第四十九师星夜驰援包座。该地处于群山之间，周围尽是原始森林，地势险要，碉堡密布，易守而难攻。强占包座，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任务。
　　我们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建议，攻打包座的任务，由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承担。毛泽东同意。具体作战部署是：以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四团攻击包座南部的大戒寺；八十八师两个团及八十九师另两个团布于包座西北地区，相机打援；四军一部攻击包座以北的求吉寺；一军作预备队，并负责保护党中央的安全。八月二十九日战斗打响，经三天激战，我歼灭包座守敌及援敌第四十九师，毙伤俘敌约五千人，缴获大批粮食、马匹、牛羊和军用物资，为全军打开了北进通道。这一仗，红三十军立了大功，发扬了近战夜战威力和“狠、硬、快、猛、活”的战斗作风，攻坚破垒，伏击打援，分割歼敌，都很出色。
　　为集中兵力，火速北进，党中央和我们连电左路军，催其速离阿坝，横穿草地，向右路军靠拢。我们还令四军抽出一个团，预备粮食、马匹、牦牛，以便前往草地接应他们。可是张国焘变了卦，借口噶曲河涨水，部队缺粮，无向导，竟令已到达草地边沿的左路军停止前进，重返阿坝，准备南下。电报打来打去，毫无结果。北上和南下之争，成为关系党和红军命运、前途的斗争焦点。
　　张国焘顽固坚持南下方针，拒不执行党中央的北进指示，九月八日电令我和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我们夹在中间，十分为难。陈昌浩和我商量，决定由他带上电报，如实向党中央汇报。当晚，中央领导同志召集我们在周恩来住地开会，针对张国焘的南下电令，以恩来、洛甫、博古、向前、昌浩、泽东、稼祥七人的名义，电告张国焘，陈说南下之弊与北进之利，着其执行北进方针。张国焘九日复电，仍坚持南下。陈昌浩这时改变了态度，同意执行张国焘的南下命令，我不愿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也同意南下。
　　十日凌晨，党中央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前面有的干部不明真象，打电话来问：中央红军单独走了，还设警戒哨，我们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过后，我们根据张国焘的命令，率四军、三十军及红军大学部分人员再次越草地，开始了南下的进军。

　　　　　　　（四）

　　南下之初，左右两路军向马塘、松岗、党坝一带集结。在卓木碉（足木脚），张国焘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利用党中央单独率一、三军团北上一事，大肆煽动，公然另立“中央”，打出了分裂主义的旗帜。会上，朱德、刘伯承同志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进行严肃斗争，反映了一、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共同心声。
　　南下部队，包括红四方面军的五个军及原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即五军、三十二军）。蒋介石发现红军少部兵力北上，大部兵力南下，乃令薛岳等嫡系部队和川军向川西南地区集结，准备与我决战。
　　我军南下的第一个战役，是攻取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打通进军川西南的通道。总部决定以五军、九军二十五师、三十一军九十三师组成右纵队，沿大金川右岸前进，抢占绥靖、丹巴；以四军、三十二军及九军二十七师大部组成左纵队，在大金川以东地区进攻，夺取崇化、懋功；三十三军及九军二十七师一个团，驻守马塘、梦笔山地区，屏障红军总司令部；三十一军九十一师师部及二七七团、红军大学，留守阿坝，掩护后方。
　　十月八日，我左、右两路纵队发起进攻。大小金川地区地势复杂，多高山绝壁、峡谷急流。我军机智英勇，灵活迅速，充分发挥山地战、隘路战、近战、奇袭、夜袭的特长，大胆迂回穿插，斩关夺隘，消灭敌人。十多天内，连克绥靖、丹巴、崇化、懋功及日隆关、巴郎关、火烧坪、邓生等地，共击溃刘文辉部、杨森部六个旅，毙俘敌三千余人。
　　第二个战役是攻取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以便进而直下川西平原。具体部署为：以四军、三十二军为右纵队，由丹巴经金汤攻取天全，并以一部向汉源、荥经活动；以三十军全部、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及九十一师两个团、九军二十五师为中纵队，取宝兴、芦山，得手后向名山、雅安及其东北地区进攻；以九军二十七师为左纵队，除以一部巩固抚边、懋功外，主力向东伸进，威胁理县、灌县、大邑之敌。另以五军为右支队，巩固丹巴地区；三十三军为左支队，留驻马塘、两河口，相继威胁理县，占领威州；以三十一军九十一师师部率二七七团，驻守达维、懋功。
　　十月二十四日，我军展开进攻。十余日内，连克宝兴、天全、芦山等县城，进围名山，前锋直逼邛崃县境，共毙俘川敌五千人以上。再打下去，便是人稠粮丰的川西平原，利于我军获得较大补充。刘湘为确保成都、重庆，急调其主力王缵绪、唐式遵〔8〕、范绍曾等部及李家钰部，向名山东北集结，连同原来的守敌，共八十余团，堵击我军。十一月中旬，我军再次发起进攻，集中十五个团的兵力，沿名山、邛崃间的大道破垒前进，连克重镇百丈及黑竹关、治安场、王店子。十九日，刘湘挥军反扑，以十几个旅在飞机掩护下向百丈猛攻。敌我双方恶战七天七夜，打得尸横遍野，血流满地，战况惨烈至极。这场决战，我军共毙伤敌一万五千人，自身伤亡万余人，但未能战胜敌人。刘湘的后续部队源源不断，薛岳的大军又压了上来，我们深感兵力不足，遂被迫从战役进攻转入防御。部队撤离百丈、荥经地区，转至九顶山、天品山、连花山一线，与敌对峙。
　　这时，川军主力集中于东面名山、邛崃地区，薛岳部六个师向南面的雅安、天全地区集结，李抱冰部则位于西南的康定、泸定地区，层层筑碉，严密封锁，伺机发起大规模进攻。我军东出或南出已不可能，只好蹲在川康边过冬。那里汉藏杂居，人口稀少，粮食、物资极为短缺。当年冬天，气候异常寒冷，部队靠棕榈衣御寒，挖土豆、野菜充饥，伤病员大量增加，缺乏医药治疗，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事实证明，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是毫无出路的。
　　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招致失败的主要原因何在？

第一，脱离了全国尤其是北方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形势。他置中日民族矛盾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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