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夺取战略转移的主动权而战斗

　　红军长征，是一次大规模的战略转移。彭德怀明白当时险恶的环境。他同杨尚昆一起率领红三军团率先突破敌人的第一、第二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地区，受到中革军委的通令表扬。但由于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红军则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中央红军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已判明红军西进的战略意图，急调40万大军在湘江沿岸300里布置了第四道封锁线，企图阻止红军西渡湘江，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
　　毛泽东曾建议不渡湘江，集中红军主力，在湘南地区打几仗，消灭敌军一路或一部，以扭转战局，力争变被动为主动。彭德怀也曾建议：“以三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同时我中央率领其他兵团，进占溆浦、辰溪、沉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创造根据地，粉碎敌军进攻。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①（注：①《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3页）
　　然而，博古、李德等人拒不采纳这些正确的建议，仍坚持其消极避战、一味西进的退却主张，命令红军继续迅速西进，从兴安、全州间抢渡湘江。彭德怀同杨尚昆奉命率领红三军团，同兄弟部队一道向湘江疾进。28日，红三军团先头部队第4师第10团渡过湘江，并进至界首以南光华铺、枫山铺地区构筑工事，坚守阵地，掩护后续部队通过。这时，军委纵队（包括党中央领导机关）已进到灌阳以北的文市、桂岩一带，距湘江渡河点只有80多公里，如果采取轻装疾进，一天一夜即可迅速渡过湘江。但是，博古、李德等人不肯丢掉“坛坛罐罐”，行动迟缓，每天只走二三十公里，延误了渡江时间，给红军造成重大损失。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的一仗。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在光华铺、新圩等地阻击敌人，从28日至12月l日，经过4天的顽强拼搏，以伤亡4000多人的重大代价，出色地完成了中革军委赋予的掩护中央纵队和后卫部队过江的任务。
　　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部队遭受到重大损失，全军已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这完全是逃跑主义所造成的严重恶果，从而引起广大指战员的强烈不满。因此，党的黎平会议，坚决摈弃了博古、李德关于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接受了毛泽东关于向敌军兵力比较薄弱的黔北进军的正确主张，通过了《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对此，彭德怀坚决拥护。
　　红军西进黔北，大出敌军意外。蒋介石、何键即调整部署，令“追剿”军第1兵团主力，由湘西经剑河向施秉方向尾追，企图将红军歼灭于乌江以东地区。为打破敌军的企图，彭德怀奉命率三军团向瓮安进发，并一举突破了敌军乌江防线，部队进至遵义城南的刀靶水、尚稽镇地区，把敌军远远甩在乌江以南以东地区，为党中央召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赢得了宝贵时间。
　　在会议期间，敌军向我红三军团第5师驻地刀靶水地区袭击，直接威胁到会议的顺利进行。在此紧急关头，彭德怀没等会议开完，即赶回前线，指挥部队奋起抗击，打退了敌军的进攻，紧紧地控制着乌江北岸防线，保证了会议的顺利进行，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赞扬。
　　遵义会议后，彭德怀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中革军委的正确领导和指挥下，率部两渡赤水河，在威震敌胆的遵义战役中，指挥中央红军，一举夺取天险娄山关，再度攻占遵义城，消灭和击溃敌军2个师又8个团，取得了红军长征以来第一次重大胜利。蒋介石承认这是他“追剿”红军以来的“奇耻大辱”。
　　接着，在毛泽东的巧妙指挥下，彭德怀又率军演出了三渡和四渡赤水河的“活剧”，并进而迅速南渡乌江，威逼贵阳，进军云南，巧渡金沙江，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夺取了战略转移的主动权，进而为取得长征的伟大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二、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遵义会议前，彭德怀对博古、李德在战略上和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就曾多次进行过批评和斗争。遵义会议后，他坚决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中革军委的领导和指挥，并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多次提出正确的建议，都被党中央、中革军委采纳。同时，他为贯彻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战略方针，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同各种错误思想，特别是同张国焘的右倾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35年6月26日，彭德怀同杨尚昆出席了党中央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在会上坚决表示拥护党中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反对张国焘关于红军应向南先打成都，尔后在川康边建立根据地的错误主张。会后，他按照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和中革军委制定的《松潘战役计划》，同杨尚昆率领红三军团继续北上，至7月8日，到达黑水芦花地域。10日，又奉命率红三军团第11团，并带工兵和炸药，协助红四方面军第30军夹攻石碉楼。
　　但是，张国焘虽然在两河口会议上接受了党的北上战略方针，表面上同意打松潘，而实际上却惧怕与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部作战，仍坚持其向川康边退却的错误主张，并借口所谓“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故意延宕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党中央为团结张国焘，争取红四方面军同中央红军共同北上，6月29日，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7月18日，党中央又决定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
　　但是，张国焘对此并不满足。他为了攫取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继续向党中央发难，并采取种种阴谋企图吃掉中央红军。
　　在如此尖锐、复杂、激烈的斗争中，彭德怀始终坚定地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严厉拒绝了张国焘的分化利诱，并同张国焘的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1998年，杨尚昆在《追念彭大将军》一文中追忆说：“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妄图乘党中央面临的暂时困难，夺取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在黑水芦花，他第一次见到彭德怀时就极力挑拨彭、毛之间的关系说：‘从江西出发以来，你的队伍打得很苦，损失很重。我给你三个师，听你指挥。’彭德怀同志立刻驳斥了张国焘的这些胡言乱语。当天晚上，他把上述情况告诉我时，还余怒未消地说：‘张国焘这个东西，把我彭德怀看成什么人了？把我当军阀。我要当军阀，就不当红军了。真是岂有此理’。”①这充分表明了彭德怀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北上战略方针的严正立场，体现了他以大局为重，不记会理会议所蒙受无理指责的高尚品质。

　　　　　　　　　　三、临危受命，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

　　红军长征到达毛儿盖地区后，由于张国焘的干扰和破坏，党中央、中革军委被迫放弃了松潘战役计划，决定经草地北上。彭德怀率领红三军作为右路军的后卫部队，从毛儿盖出发，经六、七天的艰苦斗争，终于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于8月底走出了茫茫的水草地，胜利地到达班佑、巴西地区。
　　在此期间，张国焘等率领左路军先头部队亦到达阿坝地区。张国焘个人野心恶性膨胀，不仅拒绝执行党中央的命令，并企图危害党中央，夺取党和红军的领导权。
　　彭德怀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对张国焘及其追随者的险恶用心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当红三军进驻阿西、巴西后，他即每天到前敌总指挥部和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人的驻地，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并秘密派第三军第11团隐蔽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驻地附近，“以防万一”。当他得知第一军到达俄界（今高吉）地区后，即准备了电台，另编了密码本，并派武亭（朝鲜同志）迅速送到第一军，沟通了同第一军的联系，以“防止突然事变”。特别是当他发现陈昌浩改变腔调，“说阿坝比通、南、巴（川东北）还好”时，即敏锐地判断：“这无疑是张国焘来了电报，改变了行动方针”，他“即到毛主席处告知此事”②，并联想到在芦花张国焘的谈话，预感到：张国焘可能仗着他的优势军力，采取阴谋手段，要“将中央搞掉”，这将会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因此，他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采取了更加严密的防范措施。（注：①《人民日报》，1998年10月27日第十一版。②《彭德怀自述》，第201、202页。）
　　当毛泽东得叶剑英密报张国焘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阴谋后，联想到彭德怀曾经前来提醒中央要提防张国焘的话，于是，他立即同张闻天、博古赶到红三军司令部驻地阿西，同周恩来、王稼祥等进行紧急磋商。为贯彻党的北上战略方针，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和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党中央果断决定于10日凌晨，率领右路军中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脱离险境，先行北上。
　　此时，红一军已到达甘肃省选部县俄界地区，巴西、阿西只有红三军和中央机关在一起。在这风云突变的关键时刻，彭德怀和红三军的广大指战员，坚定地站在党中央和毛泽东一边。彭德怀立即派杨勇率红十团担任护卫中央机关北上的任务，并要求军参谋长肖劲光同红十团一起行动。他自己连夜赶到红十三团团部，亲自向团长彭雪枫、政治委员张爱萍传达党中央的决定，并命令该团立即在巴西河岸上布防，掩护中央机关安全北上。党中央、军委纵队于11日抵达俄界，脱离了险境。陈昌浩发觉党中央率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后，立即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开造谣说“中央投敌走了”，是“逃跑路线”等等，并派人送信给彭德怀，说什么“中央不经过总部组织路线，自己把一方面军部队及直属机关，昨晚开去”，“中央在毛周逃跑路线上，已经把一方面军几十万健儿葬送”，并煽动说：“……胡为乎跟几个人作恶，分散革命力量，有益于敌”，他要求彭德怀“即率队转回阿西”。公然挑拨红三军和中央的关系，妄图策反彭德怀，遭到彭德怀的严词拒绝，表明了彭德怀在革命危急关头的坚定和果决的伟大政治家风范。
　　在徐向前的劝阻下，陈昌浩虽没有派兵追击，但还是派李特带了一队骑兵去追党中央，进行“劝说”。毛泽东在耐心地对李特说明了只能北上、不能南下的理由后，特别向他点出：“彭德怀同志率领三军团就走在后面，彭德怀同志是主张北上，坚决反对南下的，他对张国焘同志要南下，火气大得很哩！你们考虑考虑吧！大家要团结，不要红军打红军嘛！”（《红军长征·回忆史料》（二），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536页。）毛泽东的严正警告，使李特不敢轻举妄动。因为彭德怀在红军中享有能征善战的声威，他们不能不有所顾忌。从而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党中央为了解决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所造成的危局，即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彭德怀等出席了会议。会议一致同意党中央已采取的步骤和今后继续北上的战略方针，并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在会上，彭德怀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作了组织问题的报告，提出了改变军队编制的建议：团不设营，每团4个步兵连，1个重机枪连。每连3个步兵排、1个轻机枪班。团以上不设师，直属军，军改为纵队。上层机关尽量缩小，政治部不要超过60人，司令部缩小到130人。会议采纳了彭德怀的建议，并决定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并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组成5人团，作为全军的最高领导核心。会议还决定成立编制委员会，负责部队的整编工作。
　　彭德怀是在危难之中受命的。9月13日，他积极协助毛泽东率领陕甘支队由俄界出发继续北上，10月19日，胜利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今吴旗县城）。
　　此时，敌骑兵4个团追了上来，主力已到唐儿湾、刘家亭子一带，正向吴起镇逼近，其中1个团向吴起镇北面迂回。为了不让追敌跟进陕甘苏区，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亲自指挥陕甘支队于原上深沟设伏，一举将追敌全部击溃，并迫使敌人停止了追击。
　　战斗胜利后，毛泽东十分高兴地赋诗赞扬彭德怀：“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彭德怀把最后一句改为“惟我英勇红军”，将原诗奉还毛泽东。
　　10月22日，党中央在吴起镇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郑重宣布：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已经“完结一年长途行军，开始新的有后方的运动战”。
　　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是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结果，也是彭德怀等广大指战员在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援下，艰苦奋斗，英勇奋战的结果。它为实现党中央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正确决策，为开创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