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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三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发出第三十号命令后，刘伯承就以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到前方协助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指挥作战。一九三三年十月，第三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进入中央根据地，很快同当时党中央的“左”倾教条主义者结合在一起。作为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实际上被剥夺了作战指挥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刘伯承被调到五军团，不久，就开始了长征。
智 取 遵 义 城
一九三四年八月，中央命令任弼时、肖克率领红六军团退出湘赣根据地突围转移，作为先遣队为主力红军侦察、探路。十月，六军团在贵州东部与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二军团会合，转战于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红军主力统一、三、五、八、九军团和中央、军委机关共八万多人，于十月十六日夜，陆续从福建西部的长汀、宁化和江西南部的瑞金、于都出发，向西突围转移，最初的目标是与二、六军团会合，开辟新的根据地。行军的序列是：一、八军团为左纵队，三、九军团为右纵队，中央和军委机关居中，五军团殿后掩护。中央根据地留项英、陈毅率三万多地方武装坚持游击战争。
十月二十日，五军团开始行动。出发时，刘伯承正患疟疾，发烧到摄氏三十九度，骑马不行，用担架抬着他。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认为刘伯承经验多阅历深，经过大的阵仗，行军作战倚重他，对他的身体，也无微不至地照顾。刘伯承对军团长和政治委员非常尊重，积极出主意，想办法， 十月二十一日，红军于安远、信丰间突破粤军余汉谋布设的第一道封锁线，自南康、大余间渡过章水，进入广东北部。十一月五日占领湘粤边境上的城口镇，进入湖南，又在桂东、故城间突破湘军何键布设的第二道封锁线。十五日占领宜章，突破粤汉铁路沿线湘粤军共同布设的第三道封锁线。十六日占领临武，分两路向西挺进，一路前出道县，一路前出江华、永明(今江永)，二十四日渡过潇水，直逼广西边境。十一月二十五日，红军到达湘江东岸，遭桂系军队顽强阻击、截击，后面还有从江西一路尾追的薛岳、周浑元纵队八个师。为了掩护庞大的机关和笨重的辎重，不得已使用大军作甬道式的两侧掩护，在广西全县（今全州）以南湘江东岸与敌激战一个星期，遭受重大伤亡，终于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继续向西前进。湘江南段，水不深，可以徒涉。刘伯承骑一匹艺白马过江。跟在他后边的有二十多个“红小鬼”。是他在长征途中办起来的参谋训练班。为了培养参谋人才，加强百令部建设，他把这些粗通文墨的青年组织起来，每天利用行军作战的间隙，给他们上一两个小时的课。一个叫丁甘如的“红小鬼”，个头矮小，刘伯承关切地说：“来，小鬼，拽着马尾巴，别让江水冲跑了。”他看到牺牲的战士，丢弃的机器，满江漂流的文件、钞票，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后来，他在《回顾长征》一文中描述了他和广大干部当时的心情：“广大干部眼看反第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第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1)
为了策应中央红军突围，红军第二、六军团在川黔湘边界发动强大的攻势，消灭敌军两个师，占领澧县、桃源，威胁常德。但因城步、武冈已被敌军占领，堵住了中央红军北上会合二、六军团的道路，中央红军遂沿西延山脉苗岭进入贵州东部，十二月十五日，前锋第二师，击溃黔敌一个团，攻占黎平。军委纵队十七日入城，在这里休整了三天。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会上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放弃到湘西会合二、六军团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同时，不顾李德的反对，决定重新起用刘伯承为中央军委参谋长。还讨论了部队整编的方案决定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合编，五、八军团合编为五军团，教导师补充各军团。
黎平会议后，红军北渡乌江，西向遵义前进。刘伯承受命指挥二师强渡乌江，攻占遵义。一九三五年一月四日十七时，中央军委主席朱德致电刘伯承：
“一、望令二师今晚攻占猪场并向溃改跟踪追击。
二、当改向团溪、遵义、大蔡溃退时，我二师应将敌压至水边消灭之，并迅速取得羊名卡渡河点以便明日进行杂桥，当敌向泥潭大道溃退时，应以得力部队进行追击，二师主力则于明五号晨进至羊岩卡渡河点，并进行架桥。
三、江界河浮桥架成后，云途即率干部团第七连及兵营缺一连开至猪场，并准五号开往羊岩卡渡河点架桥。”
猪场是黔军江防司令部所在地，江防司令林秀生带着三个团在乌江北岸扼险固守。红二师在刘伯承指挥下乘淀江胜利的余威当晚占领猪场，林秀生率残部向遵义逃窜。张云逸率领干部团及工兵营五日清晨即赶到了羊岩河边，他们有了乌江架桥的经验很快就用竹排和门板，架起了一座浮桥。先头团第六团路过羊岩河，直奔团溪。当晚，刘伯承率干部团赶到团溪，部署攻占遵义的战斗。六团团长朱水秋、政委王集成见过刘总长以后，朱团长立即去集合部队，刘伯承与王政委继续谈话，向他交代了以下的任务；
“二师主力随后就到。从因溪过新场、龙坪场，离遵义城三十里，有个小镇叫深溪水，驻有敌人一个营，这是遵义的外围据点。你们团的任务，是斩断遵义敌人的触角，还不要让他知道。要秘密，要全歼，不许有一个漏风否则给遵义守敌通了消息，就会增加我们攻城的困难。”
王政委受领完任务，坚定地表示“我们一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全歼这股敌人，不使一人漏网。”
谈话间，机要员送来万万火急电报，发报时间是一九三五年一月六日二时，刘伯承接过来，见上面写着：彭（德怀）杨（尚昆）并告刘：（万万火急）
一、三军团渡江后主要任务在截断遵义贵阳交通，并扼守乌江北岸，因此，三军团应迅速以一个师循乌江北岸向老君关（即镇南关）开进。
二、如来得及三军团可以另一个师向遵义追击，以随同二师及干部团主力攻占遵义消灭黔敌，派去之师并应受刘伯承司令员(2)统一指挥。
朱 德
刘伯承阅罢笑着说：“三军团已截断贵阳到遵义的交通，我们就不必顾虑敌人来援兵了。同时总司令令三军团派一个师从正南进攻，这样，我们两个师协同作战，可以有把握地攻占遵义。”
王集成说：“王家烈的双枪兵我们领都过，一定能拿下来。”
天下着大雨。红六团在刘伯承的亲自率领下出发了。大雨给部队行军增加了困难，但又麻痹了敌人。深溪水的敌人以为这个大雨之夜总可以平安度过了，打过麻将、牌九之后呼呼入睡。在黎明之前敌人正睡得香甜的时候，红六团包围了镇子。许多敌兵被枪声惊醒的时候，来不及穿衣服就当了俘虏。敌营长企图逃窜被打死了。按照刘司令员的指示，红六团圆满完成任务，无一漏网地全歼敌人。
为了详细了解遵义的情况，王政委从俘虏中找了一个连长、一个排长和十几个出身贫寒的士兵，向他们讲清我军的俘虏政策，说明红军是打倒军阀地主，为了穷人翻身解放而战斗的。王政委对俘虏兵说：“我们今天就要打遵义，谁了解遵义的情况详细报告，说得对的事后有赏。”那个连长一听，急忙站起身来说：“长官，红军对我们这么好，小人哪敢不效劳。”接着他说出了遵义的城防工事和守敌的位置，并画了一张草图。别的俘虏补充了一些零碎情况，证实连长说的是真的。谈完话，发给他们每人三块银元。他们捧着银元说：“我们当官的说你们杀人放火，抓住俘虏挖眼掏心，我们刚被俘时真害怕，没想到你们是这样好的人。”
遵义城的底细摸清楚了，我们手里又掌握着一批俘虏，王政委跟朱团长研究，决定化装成敌人，利用俘虏去诈城，打个便宜仗。他们把这个想法报告了刘司令员，刘伯承听了非常高兴地说：“很好，这就是智慧。不过装敌人一定要装得象，千万不能让遵义守敌看出馅来。”
这出戏的主要角色由第一营营长曾宝堂扮演。他带着第三连和侦察排及全团二三十个司号员，都换上了敌人军的服装。那个被俘的连长和十几个士兵走在最前面。其他部队在稍后一点的地方，准备万一诈城不得手，便强攻。
晚上九点多钟，部队出发了。又是一个大雨之夜，天黑得什么也看不见，路滑得象泼上了油。队列里不断有人跌跤，每个人身上都是一身泥水，真象是从深溪水逃出来的败兵。急行军两个多小时，大雨停了。透过夜幕，看见前面半空中一灯摇曳。曾营长小声下令：“跑步前进！”于是队伍急速地向南门跑去。
“干什么的？”城楼上的哨兵发出一句凶狠的问话，接着拉动枪栓，子弹上了膛。
“自己人。”一个俘虏兵用贵州话从容回答。
“哪一部分？”
俘虏的那个连长出场了。他的身份还是连长。只听他丧气地回答：“我们是外围营的，今天叫‘共匪’包围了，庄子丢了，营长也打死了。我是一连连长，领着一部分弟兄好歹逃出来了。现在‘共匪’正在追我们，请快开门，救救我们。”
“你们营长叫什么名字？”守敌进一步考问。
那俘虏连长毫不迟疑地答上了。城楼上沉闷了一会，看样子是正在分析这批“自己人”是真是假。只听城门外面人声嘈杂：“快开门哪，‘共匪’马上就追上来啦！”
“吵什么！”一个口气很冲的当官的大喝一声。接着从城上射下来几道手电光来，在这群“败兵”身上照来照去一看，果然全是“自己人”，于是传话：“别吵，等着，这就给你们开门。”
“哗啦”一声，卸下了门栓，“吱——”“吱——”两声，又高又厚的城门敞开了。“怎么！‘共匪’已经过乌江啦！来得好快呀！”开门的士兵之一首先向挤进城门的侦察员打招呼。
“是啊！现在已经进了遵义城。”几个身高力大的侦察员把手枪对准敌兵的太阳穴，厉声说：“告诉你们，我们是红军！”接着大队人马一拥而入，先把城楼上的敌人收拾掉了。二三十个司号员一齐吹起了冲锋号。后续部队象洪水和疾风一般向纵深冲去。敌人也搞不清来了多少红军，早已失去抵抗能力，一部被俘，一部从北门逃走。驻守遵义的敌“川南边防司令兼教导师师长”侯之担，几天前就已逃走了。
刘伯承立即将袭占遵义的经过报告朱总司令。一月七日二十一时十分，中央军委通告全军：“我第二师今二时已袭占遵义，敌由北门溃退，我正乘胜追击中。”一月八日《朱关于我军九日行动的部署》通知各军团：“军委纵队明日进驻遵义，以纵队怀念员刘伯承兼任遵义警备司令。”留干部团在遵义担任警卫工作。令第一军团第二师前出遵义北面桐梓、松坎一线，军团主力在遵义东面老婆场、青神桥、是子场地域；三军团在遵义南面的刀靶水、尚嵇场，控制遵义通贵阳的公路，扼守乌江北岸；五军团在遵义东北的湄潭；九军团在遵义东南的猪场。
这时蒋介石派空军侦察，得到的报告是红军在遵义、桐梓、仁怀一带集结，动向不明。蒋介石批准“追剿军总指挥”薛岳的请求，令第一纵队吴奇伟部集结在贵阳、清镇一带整训待命；第二纵队周浑元部在乌江南岸对遵义红军警戒。正当蒋介石举棋不定的时候，中共中央政治局从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洛甫、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毛泽东、陈云、刘少奇；政治局候补委员邓发、凯丰（何克全），参加扩大会议者还有总政代主任李富春、总参谋长刘伯承、第一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第三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第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军事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会议由总书记博古主持，他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对军事上接连失利作了些检讨，但主要是强调客观原因，强调敌人的强大，作为不能在中央根据地粉碎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作副报告，他主动承担责任，表现了严于责已，宽以待人的态度。朱德、李富春、刘伯承、聂荣臻、彭德怀等都在会上发了言。毛泽东作了总结性的长篇发言，他的发言成为遵义会议决议的基础。
决议指出：“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一切事实证明我们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此外，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博古同志特别是华夫(即李德)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一人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很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了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煞了。在转变战略战术的名义之下，把过去革命战争许多宝贵经验与教训完全抛弃，并目之为‘游击主义’，虽说是军委内部大多数同志曾经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激烈的争
论，然而这对于华夫同志与博古同志是徒然的。一切这些，造成了军委内部极不正常的现象。”“政治局扩大会议特别指出博古同志在这方面的严重错误，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他对于华夫同志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上的错误以及军委内部不正常的现象，不但没有及时的去纠正，而积积极的拥护了助长了这种错误的发展。”
政治局扩大会议撤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总书记则由洛甫担任。接着在行军途中，又组成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小组，代表政治局常委领导军事。从此，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军事方面，毛泽东的意见都受到了尊重，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结束了第三次“左”领路线在中央的统治地位。
在遵义会议上，刘伯承和聂荣臻建议北渡长江与第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中央采纳了这个意见，并于一月二十二日以中央政治局及军委名义发出《关于第四方面军配合野战军转入川西的指示》：“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预计沿途特有许多激烈的战斗。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关系，为使四方面军与野战军乘蒋敌尚未完全入川实施围剿以前密切的协同作战，先破川敌起见，我们建议，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箝制刘湘敌，而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
智 取 遵 义 城
一九三四年八月，中央命令任弼时、肖克率领红六军团退出湘赣根据地突围转移，作为先遣队为主力红军侦察、探路。十月，六军团在贵州东部与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二军团会合，转战于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红军主力统一、三、五、八、九军团和中央、军委机关共八万多人，于十月十六日夜，陆续从福建西部的长汀、宁化和江西南部的瑞金、于都出发，向西突围转移，最初的目标是与二、六军团会合，开辟新的根据地。行军的序列是：一、八军团为左纵队，三、九军团为右纵队，中央和军委机关居中，五军团殿后掩护。中央根据地留项英、陈毅率三万多地方武装坚持游击战争。
十月二十日，五军团开始行动。出发时，刘伯承正患疟疾，发烧到摄氏三十九度，骑马不行，用担架抬着他。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认为刘伯承经验多阅历深，经过大的阵仗，行军作战倚重他，对他的身体，也无微不至地照顾。刘伯承对军团长和政治委员非常尊重，积极出主意，想办法， 十月二十一日，红军于安远、信丰间突破粤军余汉谋布设的第一道封锁线，自南康、大余间渡过章水，进入广东北部。十一月五日占领湘粤边境上的城口镇，进入湖南，又在桂东、故城间突破湘军何键布设的第二道封锁线。十五日占领宜章，突破粤汉铁路沿线湘粤军共同布设的第三道封锁线。十六日占领临武，分两路向西挺进，一路前出道县，一路前出江华、永明(今江永)，二十四日渡过潇水，直逼广西边境。十一月二十五日，红军到达湘江东岸，遭桂系军队顽强阻击、截击，后面还有从江西一路尾追的薛岳、周浑元纵队八个师。为了掩护庞大的机关和笨重的辎重，不得已使用大军作甬道式的两侧掩护，在广西全县（今全州）以南湘江东岸与敌激战一个星期，遭受重大伤亡，终于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继续向西前进。湘江南段，水不深，可以徒涉。刘伯承骑一匹艺白马过江。跟在他后边的有二十多个“红小鬼”。是他在长征途中办起来的参谋训练班。为了培养参谋人才，加强百令部建设，他把这些粗通文墨的青年组织起来，每天利用行军作战的间隙，给他们上一两个小时的课。一个叫丁甘如的“红小鬼”，个头矮小，刘伯承关切地说：“来，小鬼，拽着马尾巴，别让江水冲跑了。”他看到牺牲的战士，丢弃的机器，满江漂流的文件、钞票，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后来，他在《回顾长征》一文中描述了他和广大干部当时的心情：“广大干部眼看反第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第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1)
为了策应中央红军突围，红军第二、六军团在川黔湘边界发动强大的攻势，消灭敌军两个师，占领澧县、桃源，威胁常德。但因城步、武冈已被敌军占领，堵住了中央红军北上会合二、六军团的道路，中央红军遂沿西延山脉苗岭进入贵州东部，十二月十五日，前锋第二师，击溃黔敌一个团，攻占黎平。军委纵队十七日入城，在这里休整了三天。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会上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放弃到湘西会合二、六军团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同时，不顾李德的反对，决定重新起用刘伯承为中央军委参谋长。还讨论了部队整编的方案决定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合编，五、八军团合编为五军团，教导师补充各军团。
黎平会议后，红军北渡乌江，西向遵义前进。刘伯承受命指挥二师强渡乌江，攻占遵义。一九三五年一月四日十七时，中央军委主席朱德致电刘伯承：
“一、望令二师今晚攻占猪场并向溃改跟踪追击。
二、当改向团溪、遵义、大蔡溃退时，我二师应将敌压至水边消灭之，并迅速取得羊名卡渡河点以便明日进行杂桥，当敌向泥潭大道溃退时，应以得力部队进行追击，二师主力则于明五号晨进至羊岩卡渡河点，并进行架桥。
三、江界河浮桥架成后，云途即率干部团第七连及兵营缺一连开至猪场，并准五号开往羊岩卡渡河点架桥。”
猪场是黔军江防司令部所在地，江防司令林秀生带着三个团在乌江北岸扼险固守。红二师在刘伯承指挥下乘淀江胜利的余威当晚占领猪场，林秀生率残部向遵义逃窜。张云逸率领干部团及工兵营五日清晨即赶到了羊岩河边，他们有了乌江架桥的经验很快就用竹排和门板，架起了一座浮桥。先头团第六团路过羊岩河，直奔团溪。当晚，刘伯承率干部团赶到团溪，部署攻占遵义的战斗。六团团长朱水秋、政委王集成见过刘总长以后，朱团长立即去集合部队，刘伯承与王政委继续谈话，向他交代了以下的任务；
“二师主力随后就到。从因溪过新场、龙坪场，离遵义城三十里，有个小镇叫深溪水，驻有敌人一个营，这是遵义的外围据点。你们团的任务，是斩断遵义敌人的触角，还不要让他知道。要秘密，要全歼，不许有一个漏风否则给遵义守敌通了消息，就会增加我们攻城的困难。”
王政委受领完任务，坚定地表示“我们一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全歼这股敌人，不使一人漏网。”
谈话间，机要员送来万万火急电报，发报时间是一九三五年一月六日二时，刘伯承接过来，见上面写着：彭（德怀）杨（尚昆）并告刘：（万万火急）
一、三军团渡江后主要任务在截断遵义贵阳交通，并扼守乌江北岸，因此，三军团应迅速以一个师循乌江北岸向老君关（即镇南关）开进。
二、如来得及三军团可以另一个师向遵义追击，以随同二师及干部团主力攻占遵义消灭黔敌，派去之师并应受刘伯承司令员(2)统一指挥。
朱 德
刘伯承阅罢笑着说：“三军团已截断贵阳到遵义的交通，我们就不必顾虑敌人来援兵了。同时总司令令三军团派一个师从正南进攻，这样，我们两个师协同作战，可以有把握地攻占遵义。”
王集成说：“王家烈的双枪兵我们领都过，一定能拿下来。”
天下着大雨。红六团在刘伯承的亲自率领下出发了。大雨给部队行军增加了困难，但又麻痹了敌人。深溪水的敌人以为这个大雨之夜总可以平安度过了，打过麻将、牌九之后呼呼入睡。在黎明之前敌人正睡得香甜的时候，红六团包围了镇子。许多敌兵被枪声惊醒的时候，来不及穿衣服就当了俘虏。敌营长企图逃窜被打死了。按照刘司令员的指示，红六团圆满完成任务，无一漏网地全歼敌人。
为了详细了解遵义的情况，王政委从俘虏中找了一个连长、一个排长和十几个出身贫寒的士兵，向他们讲清我军的俘虏政策，说明红军是打倒军阀地主，为了穷人翻身解放而战斗的。王政委对俘虏兵说：“我们今天就要打遵义，谁了解遵义的情况详细报告，说得对的事后有赏。”那个连长一听，急忙站起身来说：“长官，红军对我们这么好，小人哪敢不效劳。”接着他说出了遵义的城防工事和守敌的位置，并画了一张草图。别的俘虏补充了一些零碎情况，证实连长说的是真的。谈完话，发给他们每人三块银元。他们捧着银元说：“我们当官的说你们杀人放火，抓住俘虏挖眼掏心，我们刚被俘时真害怕，没想到你们是这样好的人。”
遵义城的底细摸清楚了，我们手里又掌握着一批俘虏，王政委跟朱团长研究，决定化装成敌人，利用俘虏去诈城，打个便宜仗。他们把这个想法报告了刘司令员，刘伯承听了非常高兴地说：“很好，这就是智慧。不过装敌人一定要装得象，千万不能让遵义守敌看出馅来。”
这出戏的主要角色由第一营营长曾宝堂扮演。他带着第三连和侦察排及全团二三十个司号员，都换上了敌人军的服装。那个被俘的连长和十几个士兵走在最前面。其他部队在稍后一点的地方，准备万一诈城不得手，便强攻。
晚上九点多钟，部队出发了。又是一个大雨之夜，天黑得什么也看不见，路滑得象泼上了油。队列里不断有人跌跤，每个人身上都是一身泥水，真象是从深溪水逃出来的败兵。急行军两个多小时，大雨停了。透过夜幕，看见前面半空中一灯摇曳。曾营长小声下令：“跑步前进！”于是队伍急速地向南门跑去。
“干什么的？”城楼上的哨兵发出一句凶狠的问话，接着拉动枪栓，子弹上了膛。
“自己人。”一个俘虏兵用贵州话从容回答。
“哪一部分？”
俘虏的那个连长出场了。他的身份还是连长。只听他丧气地回答：“我们是外围营的，今天叫‘共匪’包围了，庄子丢了，营长也打死了。我是一连连长，领着一部分弟兄好歹逃出来了。现在‘共匪’正在追我们，请快开门，救救我们。”
“你们营长叫什么名字？”守敌进一步考问。
那俘虏连长毫不迟疑地答上了。城楼上沉闷了一会，看样子是正在分析这批“自己人”是真是假。只听城门外面人声嘈杂：“快开门哪，‘共匪’马上就追上来啦！”
“吵什么！”一个口气很冲的当官的大喝一声。接着从城上射下来几道手电光来，在这群“败兵”身上照来照去一看，果然全是“自己人”，于是传话：“别吵，等着，这就给你们开门。”
“哗啦”一声，卸下了门栓，“吱——”“吱——”两声，又高又厚的城门敞开了。“怎么！‘共匪’已经过乌江啦！来得好快呀！”开门的士兵之一首先向挤进城门的侦察员打招呼。
“是啊！现在已经进了遵义城。”几个身高力大的侦察员把手枪对准敌兵的太阳穴，厉声说：“告诉你们，我们是红军！”接着大队人马一拥而入，先把城楼上的敌人收拾掉了。二三十个司号员一齐吹起了冲锋号。后续部队象洪水和疾风一般向纵深冲去。敌人也搞不清来了多少红军，早已失去抵抗能力，一部被俘，一部从北门逃走。驻守遵义的敌“川南边防司令兼教导师师长”侯之担，几天前就已逃走了。
刘伯承立即将袭占遵义的经过报告朱总司令。一月七日二十一时十分，中央军委通告全军：“我第二师今二时已袭占遵义，敌由北门溃退，我正乘胜追击中。”一月八日《朱关于我军九日行动的部署》通知各军团：“军委纵队明日进驻遵义，以纵队怀念员刘伯承兼任遵义警备司令。”留干部团在遵义担任警卫工作。令第一军团第二师前出遵义北面桐梓、松坎一线，军团主力在遵义东面老婆场、青神桥、是子场地域；三军团在遵义南面的刀靶水、尚嵇场，控制遵义通贵阳的公路，扼守乌江北岸；五军团在遵义东北的湄潭；九军团在遵义东南的猪场。
这时蒋介石派空军侦察，得到的报告是红军在遵义、桐梓、仁怀一带集结，动向不明。蒋介石批准“追剿军总指挥”薛岳的请求，令第一纵队吴奇伟部集结在贵阳、清镇一带整训待命；第二纵队周浑元部在乌江南岸对遵义红军警戒。正当蒋介石举棋不定的时候，中共中央政治局从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洛甫、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毛泽东、陈云、刘少奇；政治局候补委员邓发、凯丰（何克全），参加扩大会议者还有总政代主任李富春、总参谋长刘伯承、第一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第三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第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军事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会议由总书记博古主持，他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对军事上接连失利作了些检讨，但主要是强调客观原因，强调敌人的强大，作为不能在中央根据地粉碎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作副报告，他主动承担责任，表现了严于责已，宽以待人的态度。朱德、李富春、刘伯承、聂荣臻、彭德怀等都在会上发了言。毛泽东作了总结性的长篇发言，他的发言成为遵义会议决议的基础。
决议指出：“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一切事实证明我们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此外，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博古同志特别是华夫(即李德)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一人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很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了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煞了。在转变战略战术的名义之下，把过去革命战争许多宝贵经验与教训完全抛弃，并目之为‘游击主义’，虽说是军委内部大多数同志曾经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激烈的争
论，然而这对于华夫同志与博古同志是徒然的。一切这些，造成了军委内部极不正常的现象。”“政治局扩大会议特别指出博古同志在这方面的严重错误，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他对于华夫同志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上的错误以及军委内部不正常的现象，不但没有及时的去纠正，而积积极的拥护了助长了这种错误的发展。”
政治局扩大会议撤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总书记则由洛甫担任。接着在行军途中，又组成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小组，代表政治局常委领导军事。从此，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军事方面，毛泽东的意见都受到了尊重，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结束了第三次“左”领路线在中央的统治地位。
在遵义会议上，刘伯承和聂荣臻建议北渡长江与第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中央采纳了这个意见，并于一月二十二日以中央政治局及军委名义发出《关于第四方面军配合野战军转入川西的指示》：“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预计沿途特有许多激烈的战斗。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关系，为使四方面军与野战军乘蒋敌尚未完全入川实施围剿以前密切的协同作战，先破川敌起见，我们建议，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箝制刘湘敌，而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