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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８月我拜访了９１岁高龄的老红军干部、张闻天夫人刘英同志，请她谈长征。
我提出，最近***同志向全党提出了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的重大任务，是不是可以从领导的角度来谈谈长征。
听了提问，刘英同志几乎不假思索地说：“长征的胜利，关键在领导。在‘左’倾错误领导之下，我们就遭受挫折，就失败；在毛主席正确领导之下，我们就主动，就胜利。这一点，我有深切的体会，经过长征的人都有深切的体会。”
刘英同志深有感慨地说：“正确的领导是在同错误的领导对比中显示出来的，是在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中确立和巩固起来的。如果没有遵义会议，没有毛主席等批判‘左’倾军事路线，取代博古、李德，领导我们的党和红军，我们的党和红军就有被消灭的危险。同样，要不是毛主席等坚持北上方针，同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而又适当的斗争，红一方面军的长征就很难说有１９３５年１０月的胜利，更谈不到１９３６年１０月三个方面军的胜利会师了。”
我进一步希望刘英同志谈谈第一代领导集体在长征中的领导工作有些什么特点。这应该是长征留给后代的宝贵精神财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听了这个问题，刘英同志稍稍思索了一下，谦虚地说：“这是一个大题目，我一下说不周全，恐怕不容易说好。”在我再三请求下，她表示：“还是结合自己的亲身感受来谈吧。”
刘英同志说———
倾听下面的反映，注重调查研究，掌握变化着的敌我情况，作出正确的决策，这是一个特点。长征开始时，我常在宿营以后到中央队毛主席、张闻天、王稼祥那里去反映情况。运输队带的辎重太多，秋雨绵绵，道路泥泞，新兵和民夫肩膀扛烂了，脚走烂了。当时到中央队毛、张、王那里反映情况的人不少。毛主席、张闻天等还有一个习惯，每到一地，顾不得吃饭休息，就研究各个部队发来的电报，还尽可能地找报纸来看。下面部队得到报纸也往中央队送。那些地方报纸，大多是用土纸印的，质量很差。可是毛主席、张闻天等把它们当宝贝一样，看得很仔细。反面文章正面看，从中了解敌我情况。看到什么地方在“剿匪”就高兴，说那个地方既然有“匪”可剿，可见得那个地方还有红军活动啊。看报看出最可喜的事是知道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那是１９３５年９月２１日，毛主席、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到了甘肃南部的一个小镇哈达铺。先头部队送来一批天津《大公报》，他们几个看后高兴极了。从报上得知，陕北２３个县，全有红军或游击队活动。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主力部队有三个师１万多枝枪。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有精兵３０００，已经转移到了陕甘边界。从报上了解了这些情况以后，党中央作出了把陕北作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的至关重要的决定。
作风民主，搞好团结，这也是一个特点。博古、李德搞“一言堂”，大家噤若寒蝉，不敢说不同意见。遵义会议改变领导以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从家长制变成了民主制，“一言堂”变成了“群言堂”。张闻天１９３５年２月１０日在扎西第一次向党和军队干部传达遵义会议决议，这个会就开得很民主。他传达完以后，让大家自由发言，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我在那个会上发言批评了我们少共中央局的书记凯丰同志。遵义会议后对毛主席的军事指挥一开始也不是大家都理解、都信服的。不同意见，都反映到张闻天那里。有当面谈的（如王稼祥），有写信的，有发电报的（如杨尚昆、刘少奇），都是军队的负责人啊！张闻天同毛主席商量，决定开会讨论，统一认识。这就是渡过金沙江以后开的会理会议。我作为中央队秘书长参加了这次重要会议。开展批评是严肃、尖锐的，但作风是民主的。通过这次会议，增强了团结，克服了离心倾向，毛主席军事领导的地位也更加巩固了。
正确处理党内矛盾是维护和加强团结的保证。毛主席、张闻天、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既讲原则性，又讲灵活性，又团结又斗争，懋功会师以后一段，我是亲身经历了的。我就曾经跟毛主席一起到张国焘那儿去谈过。一进去，毛主席就说：“今天我给你带水来了。”张国焘听了一下子没会过意来。毛主席就说：“《红楼梦》里的林妹妹不是说男人是泥做的，女人是水做的吗？”张国焘不由得笑起来，气氛就好得多了。还派干部到四方面军中去做工作。经过反复讨论，张国焘在会上也不得不同意北上。对于张国焘在组织问题上的要求，毛主席、张闻天、周恩来等从大局出发，作了不小的让步、妥协。闻天自愿让出总书记的职位，毛主席没有同意，恩来同志把总政委的职务让给了张国焘。但对张国焘攻击遵义会议右倾、搞调和主义等等，则坚决顶回去，并一直坚持博古、周恩来仍然担任中央常委。所以，党中央领导集体是很团结的。张国焘后来要危害中央，以至于后来另立中央，这些分裂活动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第三个突出之点是，十分重视政治工作。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期建立起来的一套政治工作机构和制度，在长征路上一直是坚持的。支部建在连上，连有指导员，向上一级一级直到师、军团都有政治委员，还有政治部。各级政治工作机构和干部在长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在长征中，主要是做政治工作的。我们掌握部队的思想动态，有针对性地做工作。有闹情绪想回家的，耐心地说服。经过少数民族地区时，政治部门研究提出执行民族政策的具体意见和按照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应该注意的事项，一直贯彻到连队，告诉每一个战士。官兵平等，也是红军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有了这一条，官兵一致，生死与共。朱总司令的夫人康克清，长征中担任总部警卫连的指导员，就很少骑马，她的马都让给伤病员骑。干部犯了纪律，战士照样批评。有一次中央队的警卫队开会，毛主席听到战士发言激昂慷慨，问我：“为什么事这样激烈啊？”我告诉他：“因为队长利用职务之便，多吃了一点盐，支部开会批评他。”那时盐很珍贵，开饭谈不上吃什么菜，有盐就是美味了。毛主席听了连说：“真的平等了，真的平等了。”
第四个特点是中央领导同志以身作则，同甘共苦，没有一点特殊化。长征中粮食紧张，在我们中央队，上至毛主席、张闻天，下至普通警卫战士，都是一人一份，不分高低。有一件事，令我特别感动。过草地之前，大家都准备吃的。前方部队给中央送来了一头牦牛。警卫队把它宰了，每人分一点，晒牛肉干当干粮。毛主席吩咐首先要照顾休养连。警卫队长就一份份分好后送去。贺子珍当时在休养连，给她的一份比给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等几位老同志的稍微多了一些。毛主席知道后很生气，把我找去，说：“贺子珍的怎么可以比徐老他们的多呢？我可不能特殊！你替我找邹队长，一定要给这几位老同志补上。”邹队长很为难，肉已经分完了，没有办法，只好从中央几位领导同志的份子里割点下来，给几位老同志送去，毛主席这才放了心。领导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不搞特殊化，这样的队伍必然是无坚不摧，无攻不克的。
刘英同志说：“长征取得胜利，同有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也是分不开的。在军队，军团长、政委不用说，就是被毛主席称为‘小将’的师长、团长和他们的政委，都是在战斗里成长起来的。在地方工作部，也有一批久经考验的、善于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干部。”她历数长征中在地方工作部先后一起工作过的同志的名字：罗迈（即李维汉）、陆定一、吴亮平、潘汉年、贾拓夫、蔡畅、阿金（即金维映）、王观澜、谢唯俊等。她分析这些同志的共同特点：一是觉悟高。都是经过大革命和反“围剿”战争血与火的锻炼的忠诚战士。二是有水平。都比较认真地学习过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能够从路线上分清是非，反对“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能够比较自觉地根据实际情况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三是能力强。都富有实际工作经验，遇到困难有办法，能够独当一面，独立地解决问题，克服困难，打开局面。刘英同志说：“各个时期的干部有各个时期不同的特点，这是历史形成的。我们这一批干部都是历经大革命、反‘围剿’和长征的考验而成长起来的，是几经大浪淘沙之后存留下来的，反映了那一个时代的干部素质。现在这一代的干部会遇到新的问题，要克服新的困难。江总书记提出的干部政治业务素质的五个基本要求，今天的干部应该努力做到。在实现这些基本要求的时候，我想长征的精神，红军的传统，应该在今天的干部中间，尤其是党政军高级干部中间，得到继承和发扬。有了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为实现理想而忘我奋斗的坚定信念，有了艰苦奋斗的精神，自觉奉献的精神，不怕牺牲的精神，有了民主团结的作风、实事求是的作风，我们就能战胜一切困难，开辟胜利的前途。这是我对于革命后来人的最为殷切的希望。”（程中原）
我提出，最近***同志向全党提出了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的重大任务，是不是可以从领导的角度来谈谈长征。
听了提问，刘英同志几乎不假思索地说：“长征的胜利，关键在领导。在‘左’倾错误领导之下，我们就遭受挫折，就失败；在毛主席正确领导之下，我们就主动，就胜利。这一点，我有深切的体会，经过长征的人都有深切的体会。”
刘英同志深有感慨地说：“正确的领导是在同错误的领导对比中显示出来的，是在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中确立和巩固起来的。如果没有遵义会议，没有毛主席等批判‘左’倾军事路线，取代博古、李德，领导我们的党和红军，我们的党和红军就有被消灭的危险。同样，要不是毛主席等坚持北上方针，同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而又适当的斗争，红一方面军的长征就很难说有１９３５年１０月的胜利，更谈不到１９３６年１０月三个方面军的胜利会师了。”
我进一步希望刘英同志谈谈第一代领导集体在长征中的领导工作有些什么特点。这应该是长征留给后代的宝贵精神财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听了这个问题，刘英同志稍稍思索了一下，谦虚地说：“这是一个大题目，我一下说不周全，恐怕不容易说好。”在我再三请求下，她表示：“还是结合自己的亲身感受来谈吧。”
刘英同志说———
倾听下面的反映，注重调查研究，掌握变化着的敌我情况，作出正确的决策，这是一个特点。长征开始时，我常在宿营以后到中央队毛主席、张闻天、王稼祥那里去反映情况。运输队带的辎重太多，秋雨绵绵，道路泥泞，新兵和民夫肩膀扛烂了，脚走烂了。当时到中央队毛、张、王那里反映情况的人不少。毛主席、张闻天等还有一个习惯，每到一地，顾不得吃饭休息，就研究各个部队发来的电报，还尽可能地找报纸来看。下面部队得到报纸也往中央队送。那些地方报纸，大多是用土纸印的，质量很差。可是毛主席、张闻天等把它们当宝贝一样，看得很仔细。反面文章正面看，从中了解敌我情况。看到什么地方在“剿匪”就高兴，说那个地方既然有“匪”可剿，可见得那个地方还有红军活动啊。看报看出最可喜的事是知道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那是１９３５年９月２１日，毛主席、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到了甘肃南部的一个小镇哈达铺。先头部队送来一批天津《大公报》，他们几个看后高兴极了。从报上得知，陕北２３个县，全有红军或游击队活动。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主力部队有三个师１万多枝枪。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有精兵３０００，已经转移到了陕甘边界。从报上了解了这些情况以后，党中央作出了把陕北作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的至关重要的决定。
作风民主，搞好团结，这也是一个特点。博古、李德搞“一言堂”，大家噤若寒蝉，不敢说不同意见。遵义会议改变领导以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从家长制变成了民主制，“一言堂”变成了“群言堂”。张闻天１９３５年２月１０日在扎西第一次向党和军队干部传达遵义会议决议，这个会就开得很民主。他传达完以后，让大家自由发言，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我在那个会上发言批评了我们少共中央局的书记凯丰同志。遵义会议后对毛主席的军事指挥一开始也不是大家都理解、都信服的。不同意见，都反映到张闻天那里。有当面谈的（如王稼祥），有写信的，有发电报的（如杨尚昆、刘少奇），都是军队的负责人啊！张闻天同毛主席商量，决定开会讨论，统一认识。这就是渡过金沙江以后开的会理会议。我作为中央队秘书长参加了这次重要会议。开展批评是严肃、尖锐的，但作风是民主的。通过这次会议，增强了团结，克服了离心倾向，毛主席军事领导的地位也更加巩固了。
正确处理党内矛盾是维护和加强团结的保证。毛主席、张闻天、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既讲原则性，又讲灵活性，又团结又斗争，懋功会师以后一段，我是亲身经历了的。我就曾经跟毛主席一起到张国焘那儿去谈过。一进去，毛主席就说：“今天我给你带水来了。”张国焘听了一下子没会过意来。毛主席就说：“《红楼梦》里的林妹妹不是说男人是泥做的，女人是水做的吗？”张国焘不由得笑起来，气氛就好得多了。还派干部到四方面军中去做工作。经过反复讨论，张国焘在会上也不得不同意北上。对于张国焘在组织问题上的要求，毛主席、张闻天、周恩来等从大局出发，作了不小的让步、妥协。闻天自愿让出总书记的职位，毛主席没有同意，恩来同志把总政委的职务让给了张国焘。但对张国焘攻击遵义会议右倾、搞调和主义等等，则坚决顶回去，并一直坚持博古、周恩来仍然担任中央常委。所以，党中央领导集体是很团结的。张国焘后来要危害中央，以至于后来另立中央，这些分裂活动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第三个突出之点是，十分重视政治工作。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期建立起来的一套政治工作机构和制度，在长征路上一直是坚持的。支部建在连上，连有指导员，向上一级一级直到师、军团都有政治委员，还有政治部。各级政治工作机构和干部在长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在长征中，主要是做政治工作的。我们掌握部队的思想动态，有针对性地做工作。有闹情绪想回家的，耐心地说服。经过少数民族地区时，政治部门研究提出执行民族政策的具体意见和按照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应该注意的事项，一直贯彻到连队，告诉每一个战士。官兵平等，也是红军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有了这一条，官兵一致，生死与共。朱总司令的夫人康克清，长征中担任总部警卫连的指导员，就很少骑马，她的马都让给伤病员骑。干部犯了纪律，战士照样批评。有一次中央队的警卫队开会，毛主席听到战士发言激昂慷慨，问我：“为什么事这样激烈啊？”我告诉他：“因为队长利用职务之便，多吃了一点盐，支部开会批评他。”那时盐很珍贵，开饭谈不上吃什么菜，有盐就是美味了。毛主席听了连说：“真的平等了，真的平等了。”
第四个特点是中央领导同志以身作则，同甘共苦，没有一点特殊化。长征中粮食紧张，在我们中央队，上至毛主席、张闻天，下至普通警卫战士，都是一人一份，不分高低。有一件事，令我特别感动。过草地之前，大家都准备吃的。前方部队给中央送来了一头牦牛。警卫队把它宰了，每人分一点，晒牛肉干当干粮。毛主席吩咐首先要照顾休养连。警卫队长就一份份分好后送去。贺子珍当时在休养连，给她的一份比给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等几位老同志的稍微多了一些。毛主席知道后很生气，把我找去，说：“贺子珍的怎么可以比徐老他们的多呢？我可不能特殊！你替我找邹队长，一定要给这几位老同志补上。”邹队长很为难，肉已经分完了，没有办法，只好从中央几位领导同志的份子里割点下来，给几位老同志送去，毛主席这才放了心。领导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不搞特殊化，这样的队伍必然是无坚不摧，无攻不克的。
刘英同志说：“长征取得胜利，同有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也是分不开的。在军队，军团长、政委不用说，就是被毛主席称为‘小将’的师长、团长和他们的政委，都是在战斗里成长起来的。在地方工作部，也有一批久经考验的、善于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干部。”她历数长征中在地方工作部先后一起工作过的同志的名字：罗迈（即李维汉）、陆定一、吴亮平、潘汉年、贾拓夫、蔡畅、阿金（即金维映）、王观澜、谢唯俊等。她分析这些同志的共同特点：一是觉悟高。都是经过大革命和反“围剿”战争血与火的锻炼的忠诚战士。二是有水平。都比较认真地学习过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能够从路线上分清是非，反对“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能够比较自觉地根据实际情况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三是能力强。都富有实际工作经验，遇到困难有办法，能够独当一面，独立地解决问题，克服困难，打开局面。刘英同志说：“各个时期的干部有各个时期不同的特点，这是历史形成的。我们这一批干部都是历经大革命、反‘围剿’和长征的考验而成长起来的，是几经大浪淘沙之后存留下来的，反映了那一个时代的干部素质。现在这一代的干部会遇到新的问题，要克服新的困难。江总书记提出的干部政治业务素质的五个基本要求，今天的干部应该努力做到。在实现这些基本要求的时候，我想长征的精神，红军的传统，应该在今天的干部中间，尤其是党政军高级干部中间，得到继承和发扬。有了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为实现理想而忘我奋斗的坚定信念，有了艰苦奋斗的精神，自觉奉献的精神，不怕牺牲的精神，有了民主团结的作风、实事求是的作风，我们就能战胜一切困难，开辟胜利的前途。这是我对于革命后来人的最为殷切的希望。”（程中原）
来源：人民日报 1996年10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