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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粉碎了敌人对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以后，根据地和红军都扩大了。二、六军团会师时共八千人，刚过一年，即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三五年十月，就发展了两倍半，有二万一千多人。在敌人新的大规模进攻将开始的时候，我们于十一月十九日，离开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始了新的战略转移。
反“围剿”既然胜利了，为什么要离开根据地呢?
第一，敌人来得多。敌人从十月开始又组织第三次“围剿”，这次“围剿”的规模比前两次更大。第一次“围剿”敌人有六个纵队，四、五十个团，第二次“围剿”是八十个团；达一次是一百三十个团。敌人鉴于前两次“围剿”的失败，认为是使用杂牌军多及指挥不统一，这次“围剿”，以蒋介石的嫡系、半嫡系中央军为主。如汤恩伯统率的八十七师、七十八师调来了，与红军打仗有经验的二十六路军孙连仲三个师和樊嵩甫纵队也调来了。蒋介石还派陈诚到宜昌设立行营，统一指挥。在根据地四周不断增加兵力，构筑大量的工事碉堡，形成了更大包围圈。同时，厉行更为严密的经济封锁。
第二，地形条件不利。湘鄂川黔苏区周围，东有洞庭，北有长江，南有沅澧二水，西北崇山峻岭，粮食困难，在绝对优势的敌人重重包围、严密封锁的情况下，不利于我大兵团的机动。
第三，经济落后，封建地主独霸一方，割据一地。在大割据中又有若干小割据。湘西地方军阀陈渠珍，名为统治十三县，其中若干县又有人割据，甚至有割据三两区、乡的。有些大地主也有枪，在山顶上占据自然溶洞，他打你容易，你打他困难，他们躲进洞子里，洞口又加上些工事，你打他就更困难。后来我们想了个办法攻占洞口，用辣椒烧火熏烟，用风车吹进洞内，一边熏，一边减话：“你们出来，我们不杀你们”。这样就打开了许多洞子，搞了一千多条枪。即使如此，民团地主的小区割据还是不少。
那里遍地都种鸦片，老百姓抽鸦片的很多。地主军阀嫌一般捐税收入不多，就要老百姓种鸦片，规定一亩地要缴多少鸦片，老百姓不种，就收懒捐。他们从买卖鸦片中发大财。由于遍地都是鸦片，人民较普遍地受到烟毒，小孩患个伤风感冒，就用鸦片烟一喷，所以十多岁的小孩也有不少抽鸦片的。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问题，抽鸦片的准不准当兵?我们在江西时，说抽鸦片的是流氓，当然不要。到了湘西，抽鸦片的不要，兵源就不好办。好吧，只要是青年农民，愿意参军的就要。因此补的新兵，多数都抽鸦片。红军可以抽鸦片，在江西是想也想不到的。为了动员他们戒烟，供给部准备了鸦片，定量发姻，同时讲清道理，做政治工作，然后逐渐减少发烟量，吃点戒烟药，最后以蒸馏水溶化硫苦，静脉注射，个把个月就戒了。……
第四，政策过“左”，根据地不巩固。湘西的社会情况有两个特点：一是土地特别集中，地主、富农占人口不到百分之十，而占有土地却在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以上；一是游民特别多，游民武装也很厉害。湘西自民国以来，就出现过许多划莽英雄，如汤子谟、周朝武等。为什么出现那么多的游民呢?主要是从满清晚期，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入，自然经济崩溃，土地更加集中，人民没饭吃，活不下去，就大量地沦为游民、半游民。省委对土地革命是积极的，抓得很紧。根据地中心地区大部分都分配了土地，但那时的社会政策，基本上是三次“左”领路线那一套。划阶级成分，由于把有些富裕中农划成富农了，以致地主和富农超过百分之十(地富比例，各乡村虽不一样，但平均不到百分之十)。分配土地只是抽肥补瘦，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甚至对富农过重地征收粮食(百分之四十)，这是错误的。还有，对工商业征税太多，对游民、杂色武装、绿林会道门武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政策改造他们，至少使他们中立。袁任远同志对此很有意见。他是湘西慈利人，当时任大庸分区政治委员，奉省委指示，费了很大力气去争取游杂武装，来接头的有一千三百人，来了四百多，还带来了好多枪。但是，我们却把他们解除武装，杀掉头头，这就引起游杂武装的敌视，又散为匪。由于过“左”政策没有纠正就孤立了自己，把许多可以争取和使之中立的队伍，推到敌人那边去了。所以在根据地的大半年中，一方面消灭了许多反动的游杂
武装，另—方面却又产生了许多的游杂武装，同地主武装结合，一起反对我们，严重地影响了地方工作的开展和根据地的社会秩序及政令的实行。军队的组织成份，由于游民大量加入，军队政治工作不够，土地革命也因时间和战争关系，还没有在更广大的地域深入，就影响了部队的巩固。带枪逃跑，甚至成班逃跑的，
为数不少。如果当时的政策不搞得那么“左”，就不会树敌过多，不会成为在强敌包围下非走不可的因素之一。遵义会议以后，当时全党思想刚刚开始转变，我们还没有认识到过“左”的社会政策的危害，就加重了自己的困难。这个问题，在长征出发前不久接到共产国际提出统一战线，特别是我党中央制定的统一战线
政策之后，才开始有感触，直到延安整风才完全解决。
从前述四个因素来看，二、六军团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是正确的。退出苏区之前，只是想转移一下，摆脱敌人包围，保存有生力量，到湘黔边或黔东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但并没有想到要过长江，渡金沙江，更没有想到要长征到陕北。
红二、六军团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是主动地、有计划地进行的，不是流寇式地单纯军事行动，也不是搬家式的消极逃跑。我们吸取中央红军及六军团自己的经验教训，退出时行李简化，只带一、两天米，轻装前进。只要是有胜利的把握，就坚决勇敢地打仗。打好仗，就可以休整(多则十天半月，少则也三两天)，就可以扩大红军。 ‘
我们的运动方向是向西。为了迷惑敌人，则故意向东南，也就是古代兵法讲的“声东击西”。我们从桑植出发，走两天到大庸县城东三十里之兴隆街地区，乘夜突破了由敌十九师李觉部防守的澧水防线。再向南急行军两天，到沅江北岸之洞庭溪，突破了沅江防线，全歼敌一个营。继续向东南猛进，一下子插进湘
中最富裕、入口最多的地区新化、锡矿山、辰溪、溆浦。经过十多天工作，才真向西走，到芷江、晃县之间的便水，与追敌十六师、十九师全部及六十三师之一部大战一场。这一仗虽然是个消耗战，但制止了敌人的急追，取得了在江口和石阡的短时休整，并迎回了我主力由湘鄂川默苏区出发时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的部队——六军团第十八师之五十三团及地方武装。他们在强敌围攻下，不能立足，由师长张振坤同志（抗战时在新四军皖南事变中牺牲）率领，从苏区西面突围，采取迂回曲折，避实击虚的战术，突破敌人重重包围，几经艰苦，经招头寨、黔江、酉阳、秀山、松桃一带，到江口与主力会合，全军为之庆幸。
我军在江口、石阡及以南地区稍事休整，即经余庆、瓮安、平越，进至贵阳北六十里之札佐镇，歼守敌两个营，约一千人，又经修文西渡鸭池河，占领默西、大定、毕节地区。敌万耀煌部十三师追来，占了大定。我十七师由遵义西之打鼓新场游击，遂回师大定，在大定城西十余里之将军山，将敌向毕节进攻之先头部队七个连四面包围，经一小时半就解决了战斗，无一漏网，制止了敌之急追。我军控制将军山，形成在毕节、大定地区开展游击根据地活动的东面屏陈。尔后，两军团与强大的追敌激战，并对驻威宁之滇军，严加警戒。同时积极开展了地方工作，使后方机关及伤病人员，也得到休整。近二十天，补充新兵五千人。
这时敌军越来越多，万耀煌、樊嵩甫、郝梦龄、郭汝栋等四个纵队，共七个师一个旅，向毕节地区进犯。当时地方工作，一时也不能广泛和深入开展。我们遂于二月下旬，退出毕节城，进入乌蒙山区活动。敌又以十个师继续围攻，长江北岸又有大批川军防堵，我们就决定跳出敌人包围圈，从昭通、咸宁之间，透过滇军孙渡纵队防线，向南直趋滇东，占领宣威、亦资孔及贵州之盘县，进至南北盘江之间。这时迫敌由进攻黔(西)、大(定)、毕(节)地区的九十个团，已减少到五十多个团了，我则兵员充实(不减于从湘鄂川默边出发的人数)，士气旺盛，南北盘江及牛栏江东广大地区的政治、经济条件部比较有利。贺龙、任弼时、关向应为首的军委分会，决定在这一带展开创立游击根据地的活动。这是我们在长征中第三次建立游击根据地的战略意图。
还在我们从湘鄂川黔快出发的时候，接到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对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指示，又接到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和抗日救国的指示。国际和中央这些精神，我们认为切合中国当时政治形势的要求。南渡澧水后，就由夏曦同志起草了抗日反蒋的六言韵文布告，用六军团政治部名义发出。这是一个好的布告，原文记不全了，但前后几句话我还记民前面几句是“我们工农红军，志在救国救民，实行抗日反蒋，消灭卖国巨憨。”末尾两句尾“大家起来救国，胜利终归我们。”我们边走边打边宣传，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六军团到新化，号召凡属愿意打日本的，我们都欢迎。许多群众踊跃参军，只七天就来了一千人。新化东六十里之锡矿山，是个有机器设备而规模不小的矿区，王震同志带十六师去游击，只三、四天，也有二、三百人来参军。这是六军团从湘朗苏区活动以来吸收现代产业工人最多的一次。二军团占领取浦、后模、浦市广大地区后，广为宣传，发动群众，没收分配豪绅地主的财物，人民对红军的行动及其政治性，有了较好的认识，不过十天，参军的约二千人。这样一路宣传抗日救国和打倒蒋介石的道理，对国民党统治区的震动很大。敌人千方百计地要消灭我们，前堵后追，不断空袭，我们则千方百计地保存自己，扩大自己，消灭敌人。我们在湘中活动一个短时间，就转向西面，敌人妄想利用湘西和黔东险峻山岳地带，构筑封锁线，阻我西行，我军打破敌人多处关隘，突破了敌人层层封锁。特别在黔东、石歼以西地区，突破敌二十三师守备的四十里纵深的碉堡封锁底甩掉了新围拢来的敌人重兵集团，全军经湘西、横贯贵州，渡过干坝河，逼近贵阳，又波鸭池死占领黔西、大定、毕节。走了不少路，打了不少仗，队伍却没有减少。为什么呢？就是一路宣传抗日救国和红军纪律，做群众工作，打土豪、分财物，得到广大群众拥护。敌人报刊说我们到处流窜、裹胁流亡。前一句从表面现象看，似乎象那样子，但他们根本不懂得我们是有政治目的，并采取灵活的运动战、游击战的军队。后一句话更荒谬了。我们为工农和中华民族利益而英勇奋斗，人民自觉的参军，既不用裹，更不用胁。
根据中央统一战线的指示，在石歼休整时，我们在天主教堂召开了一次党的活动分子大分由面时同志作了扩大统一战线的报告，对统一全体指战员的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路上我们很注意做统一战线工化六军团由夏曦同志直接主持。他在新化，不仅注意工农的工作，而且在学生和知识分子、妇女中的工作，都有成效。在毕节，还注意团结开明士绅。如毕节旧知识分子和高级开明士绅周素园，是满清末年的秀才，到贵阳办报，后来又在北洋政府当过秘书长。我们快到毕节时，国民党专员莫雄叫他走，他说：“我没有多少家当，不必定。”我们到后，到他家发现有许多马列主义的书，翻开一看，圈圈点点。政工人员立即把这种情况告诉王震和夏曦同志，他们马上去找他，问过他的经历后，又问他为什么看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他队“我研究马克思主义十年了，我觉得马克思讲得对，我相信马克思主义。你们共产党、红军，是讲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我用不着走……。”他们又说：“你研究马克思主义好，现在我们共产党的政策要抗日反蒋，你赞成不赞成?”他说：“赞成，完全赞成。”我们就请他出来当了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他时间很短就发展到一千人枪。我们到毕节前，原来想在黔西、大定站住脚，到毕节后，请他给云南的国民党纵队司令孙渡写低因为他和龙云、孙渡等上层人物都认识，他就把共产党和红军当时的政治主张告知孙，并说：蒋介石泥中央嫡系万耀煌、樊嵩甫等进入云南贵州来打红军，也叫你打红军，红军是不好打的；退一步说，即使你把红军打掉了，也是两败俱从伤；万、樊挟天子以令诸侯，人多势大，那时的云南，还是你的?！假途灭貂，史有明鉴。正是由于龙云当时的处境周索园给孙渡写信，打中了他的要害。所以孙渡就在威宁、昭通，按兵不动，形成与国民党追击军夹击之势，迫我北走四川。这种态势，就利于我们集中主力对付东面来的敌人，能在毕节停留近二十天，休整补充(我们在乌蒙山向宣威进军队时，也曾用六军团首长名义，把这个意思与龙云、孙渡写过信，并提出同他们缔结抗日停战协定。虽然估计不会有什么结果，但至少可以使龙云加深对蒋介石中央军入滇的戒心，加深其矛盾。后来事实也证明是如此)。
红二、六军团从乌蒙山地区分途到达宣威和盘县。在盘县时，接到总司令部的电抵署名是朱镕总司令和当时窃据总政委的张国焘，要我们西行渡金沙江，到西康同四方面军会合，北上抗日。这时我们对一、四方面军会合对张国焘闹分裂反中央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当时我们还想在滇黔边站住脚。虽然查明来包围这地区的敌人比进攻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少了，但也还在五十个团以上，时间久了，敌情也可以变化，是否能站得住，是个未知数。总司令部要我们北上抗日，我们从当时整个的国内形势来看，认为北上抗日是大势所趋，经军分会的考虑，决定执行总司令部的指示，与四方面军会师，北上抗日。
我认为，当时张国焘之所以能要二方面军渡金沙江与四方面军会合，有下列因素：第一，中央统一战线政策及北上战略方针的正确，以及一方面军(含红十五军团及陕甘地区红军)在陕甘地区胜利的发展，对全国尤其在西北有重大影响。第二，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同志在四方面军长期耐心的工作和同张国
焘斗争的结果。朱德同志在同张国焘斗争中，在政治上、组织上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党内斗争原则，启发一些受张蒙蔽的干部的觉悟，但又不同张国焘决裂，……避免事态更复杂化，这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三，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日益觉悟，西康中部人少粮比不能容纳大兵团长期留驻，迫使张国焘不能不作考虑。第四，纪二、六军团在云贵地区积极活动的形势及所造成的影响，不能不迫使张国焘同意朱总司令的意见。但这一切，对张国焘来说，都是客观影响，后来并没有使张国焘回到中央正确路线上来。
我们在南北盘江搞根据地的架势，敌人也看出来了，就部署新的围攻。由于敌长途与我作战，被我歼灭，死的、伤的、病的、逃的很多，兵员不足，加上北方和江淮一带出来的兵员，新到达层峦叠幛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敌人不如我军之耐苦及适应地区生活(当时我军多为湘西籍，又吸收许多贵州籍士兵)，所以士气不高，行动较缓慢。贺龙同志为首的军分会(军分会受中央军委和省委双重领导)就决定经滇中到金沙江上游渡江。我军已拉开了在南北盘江站稳脚的架势，突然来个向西，就摆脱了强大敌人的追击。但进到昆明北面百余里准备渡过普渡河的时候，遇到强大的滇军的堵截，打了个恶战，西渡未成。我们就从普渡河向南，转向昆明附近，又摆出一付“攻其所必救”的架势，打个圈子转到昆明以西，继续西进，就把堵截的澳军主力甩到后面了。从此，虽然后有追兵但前无堵敌，行动就主动得多了。由于云南敌人对我们有个错误的判断，说红军没有炮，打不了碉堡、城市，在我军接近云南的时候，令各县迅速构筑碉堡，修理城垣，把各县重要物资运存于碉堡和城市之中，由各地民警团队守备。但这些团队训练不良，我们分两路前进，先头部队猛打猛冲，攻占禄丰、楚雄、盐兴、姚安、祥云、宾川、鹤庆、丽江等数城和无数碉堡，吃的穿的，无所不久“因粮于敌”，士气旺盛，虽然日行百里，而体力强壮士气高昂，从盘县东进才二、三十天，就到了金沙江江畔的石鼓圩，渡过金沙江。
当着中央红军在一九三五年要过大渡河的时候，蒋介石在昆明亲自部署大渡河地区的会战，电今所属，说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没之地，红军进入彝汉杂处、山川阻隔和地形险峻的绝地，粮食困难，必蹈石达开之覆辙，要他的部属不失时机，建立“殊勋”云云。蒋介石和帝国主义御用的一些历史家们，也学着蒋介石的逆风大放原词。然而，红军的胜利给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宣告了他们唯心史观的破产。所以，在二、六军团快渡金沙江的时候，他们噤若寒蝉，再不敢作愚蠢的预言了。只有独夫民威蒋介石以无可奈何的心情，带着云南土皇帝龙云，乘坐帝国主义赏赐的飞机在金沙江南的鹤庆、宾川、丽江一带上空，没精打彩的盘旋，作一番“黔驴技穷”的表演而已。我们过江后，云南军队虽然跟上来了，但到了金沙江边也望江兴叹了。在二、四方面军会师后，李伯钊等同志演了一个戏，叫《破草鞋》(黄镇同志在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编剧)，说敌人追到金沙江边，只拣到红军丢下的一只破草鞋，就收兵了，这是一出有政治意义的生动的讽刺剧，说敌人一无所得，红军胜利北上了。当时，我们看了这场戏都很高兴，直到现在，我仍有深刻的印象。
在长征途中，我们虽然消耗很大，但补充也很多。过金沙江，我们还有一万八千人。渡金沙江后，翻过大雪山，四月三十日，到达中甸，进入青藏高原的减民区，分两纵队向甘孜前进。二军团为左纵队，经得荣、巴安、白玉，于六月三十日，在绒坝岔与四方面军的三十军会合。六军团为右纵队，经定乡、稻城、理化、瞻化，于六月二十二日到甘孜之蒲玉隆与四方面军的总指挥部会合。见到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张国焘和总司令部人员及四方面军一部分高级干部。
七月二日，二、六军团齐聚于甘孜，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了。就在这时，党中央命令红二、六军团组成二方面军(将三十二军编入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跃任澜时为政委，关向应为副政委，我为副总指氓从此，我们就用二方面军的番号了。
我们虽然和四方面军同志初次见面，但亲如兄弟，一种阶级的情感，体现在双方的容额举止之中。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同志虽去前方，但对两军团结非常关心，他在会合之前恳切的同其他领导人说，去年我们和一方面军没有搞好，现在二方面军来了，一定要搞好晒四方面军的同志们认真执行了徐向前同志的这个指示。当着我们到蒲玉陛那天，后面有近百人掉队，四方面军立即派马数十匹去接回来。给我们大部分同志打了毛背心。还从理化和瞻化、甘孜，送牛羊给我们。这时张国焘也装出一副伪善的面孔，然而他在两军会师前底却施展了两面派的政客手队当二、六军团进至南北盘江的时候，虽然总司令部以朱(德)、张(国焘)名义要二、六军团西进，北渡金沙江与四方面军会台，但他们二人的立场完全不同。朱德及刘伯承同志，是为了引二方面军来，推动张国焘北上和三大主力会合，开赴抗日前线。张国焘则是妄图拉拢、控制二方面军，以继续与中央路线对抗。他在两军会师后，泥人来我军宣扬他的错误路线，妄图拉拢，但遭到任强时、贸龙、关向应等同志的反对，逆谋未逞。这时(在甘孜)朱德同志建议任弼时同志随总司令部行动，张国焘却改换手腕，提出召开两军联席会议。任弼时同志马上看出张国焘企图从组织上以少数压倒多数来同意他的反党路线，表示不同意，并与贺龙、关向应同志向他提出：谁作报告?如发生不同意见，怎样做结论?他们坚持组织原则，使张国焘无可奈何。这时期由于朱德同志一年来在四方面军的艰苦工作，对干部的影响越来越大，二方面军又热烈拥护他他的发言权也大了，就推动了二、四方面军的团结和一致北上。
……
长征途中，我们同天斗，同地斗，同阶级敌人斗，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战胜了无数艰险，部队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士气。在草地行军，最大的问题是两个。一个是自然条件的障碍，也就是大家熟知的雪山草地。我们绝大多数是湘、赣、江、汉平原和贵州人，一下进入青藏高原，海拔在三千至五、六千米，即便在一般盆地也不容易适应。我们去甘孜路上，都要翻雪山，左路二军团要团两个海拔四千米和两个五千米的雪山。六军团也要翻瓮水、那坡两座大雪山，还要通过四个小雪山。大雪山上，终年积雪，气候严寒，瞬息万变。有时天晴气朗，有时漫天飞雪。空气稀薄，呼吸困难。如不奋勇前进，停止休息，就有死亡的危险。从甘孜往北，向哈达铺前进，沿途大部分是广漠的草地。达里同样地势很高，空气稀薄，正值夏秋之交，几乎每天下雨，草深地湿。我们雨具不足，帐篷不够，露营不得安息。除了同天斗，同地斗，有时还要同动物斗。我们露营，通常把马拴在帐篷外。一次，有个单位天亮后发现少了一匹马，大家都奇怪，哪里去了?就派人去找，快到中午，在离露营地四、五里的山梁上，看到几十个猴子，有些拉马缰绳，有些骑在马上，我们打了几枪，猴子跑了，才牵回马来。这在草地行军虽然是稀有的例子，可见与自然界斗争的严重性。第二个大问题，是粮食缺乏。在到甘孜之前，虽然感到粮食有困难，但西康南面人口不少，我们执行民族政策，得到藏民的帮助，比较好的解决了。但从甘孜向北以后，草地人烟稀少，即便有些村落甚至村落较密的居民区，但农业不发达，群众主要以畜牧为生。反动土司，常常把牛羊赶走。四方面军大队前面走，对后面虽然有些照顾，也是杯水车薪。部队因粮少疲劳，体力下降，由这一段到那一段(多为二、三百里至四、五百里)，虽然努力准备粮食，常常不能完成行军计划。我们的口号是：“走出草地，就是胜利。”动员全体同志节约粮食，规定每人的最低量，然而有时也难乎为继，就吃野菜野果，煮牛皮、牛羊骨汤喝。部队体力不断削弱，生病掉队增多，有些同志有时失脚一倒或坐下，就不能再起来。他们为了党的抗日救国路线，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在祖国大地上光荣地为国捐躯了。
除了前述两个大困难外，还要同反动土司的骑兵作斗争。人们通常的印象，以为草地行军，除了同自然界作斗争外，没有敌情顾虑了。其实不然，同反动骑兵作斗争，也不是小问题。四方面军在草地有经验，组织了骑兵师，各军、师也有小骑兵部队。二方面军马少，也不懂骑术。侦察警戒，总得要求有一定的速
度，所以也在军部、师部组织了少量的骑兵侦察员、通信员。对同反动荡兵作斗争问题，我们初到甘孜是没有认识的。有一天，我们到甘孜总司令部，朱德同志在一个会议上就明确指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指定刘伯承同志教我们打骑兵的战术。伯承同志来二方面军，向干部讲述了打骑兵及草地行军注意事项，这是他以自己丰富的军事学识和作战经验向我们第一次直接传授。在湘赣及湘部川黔苏区，许多同志就读过他翻译的《游击队怎样动作》和他撰写的《步兵连怎样冲锋》、《战术、战役、战略在理论上的范畴》、《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等著作。直到现在，我仍有深刻的印象。由于有对抗骑兵的精神准备和战术教育，在遭到骑兵几次袭扰中，虽然不能消灭他们，但我们也没有吃亏。经过了近两个月的艰苦奋斗，终于在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走出了草地，胜利地到达了岷县的哈达铺。
这时，全国红军三大主力都进至陕甘地区。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对驻陕甘的国民党东北军及西北军，由于中央政策的正确和毛主席、周副主席直接进行工作，影响更大，实际上他们近于停战状态。在这极为有利的形势下，蒋介石十分恐慌，一方面加紧解决两广事件，准备把胡宗南部由湖南迅速调到陕甘，另一方面则命令位于定西、陕西和武山地区的第三十七军毛炳文部和位于天水、秦安和武都地区的第三军王均部，阻止红军台合同对，阴谋撤换张学良，强迫东北军和西北军执行他的“剿共”计划，进攻一、三、四方面军。
在这样重要的战略关头，中央军委于九月拟定了一个战略计划，要求：一方面军西出并南下，占领西兰大道以北海原、固原地区，二、四方面军兵分两路，四方面军为左路，占领岷州、武山等地区，继续向东向北，合同一方面军向定西、陕西及西兰大道进攻，吸引毛炳文部；三方面军为右路，东出甘南和陕西两省西南部，配合一、四方面军消灭毛炳文部，实现三大主力会师，并准备打击和消灭胡宗南部，进而逼蒋妥协，促进全国的抗日战争。但张国焘继续执行逃跑主义路线，按兵不动。结果，毛炳文部没有消灭，两广事件已经解决，胡宗南先头部队已调到了西北地区。这时，中央军委为了掌握先机争取主动，九月十八日，又提出了集中三个方面军在静宁、会宁地区打击胡宗南匪帮的作战方案，要求二方面军在甘南和陕西省南部积极活动，箝制和侧击胡宗南部队，先敌北进，占领静宁、会宁、隆德、定西，以配合控制西兰大道的四方面军同南下的一方面军夹击胡宗南部队的行动。
静、会战役计划下发后，我二方面军对于三个方面军作战行动的统一，感到极大的欢欣，随即投入战役准备。当时，二方面军领导人还向中央发了电报，表示：“静、会战役不独是适合当前的政治、军事需要之正确决定，且是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合，三个方面军在军事上能得到统一集中领导之正确决定……，党内统一团结自可随之解决。这是党与中国革命事业最可喜幸之条件。”为了执行静、会战役计划，二方面军即决定六军团进到宝鸡地区，牵敌西进，策应一、四方面军作战(当时四方面军的三十一军军长玉树声同志不巧这时生病，为了不间断指挥力量，朱德同志派我接替他)。但张国焘反对静、会战役计划，星夜跑到前方，以家长方式命令部队自通渭、渭源、漳县地区向西撤，北渡黄河，准备经青海、西宁大道翻祁连山进入甘肃西部。这时，朱德同志从后方赶到潭县之三十里铺，在西北局会议上，坚持北上，但并没能使张国焘转变，部队仍继续西撤，进至洮州，干部战士听说还要过草地，极为不满，如九军军长孙玉清同志这样的高级干部就愤愤地说：天天向太阳落去的地方面不少人甚至离队，消极抵抗。朱德同志又在洮州西北局会议上，详说四方面军不应西进，而应北进的理由。徐向前同志语重心长地说：鄂豫皖来的老同志也不愿向西走了……。他和陈昌浩、傅钟、李卓然等同志还有我都起来拥护朱总的意见。张国焘无可奈何，才同意
部队回头。但因队伍拉来拉去，耽搁时间，以致胡宗南、毛炳文、王均等部均靠拢起来。鉴于敌情严重，二方面军单独留在甘南有被敌隔断，各个击破的危险。于是，经请示中央同意，于十月四日向北转移。这样，全军人员以极大的勇毅，艰苦奋战，终于夺路前进，渡过渭河，通过西兰大道，继一、四方面军于十月八日在会宁会师之后，于十月二十二日，在会宁东北的将台堡同一方面军也胜利地会师了。
至此，我们完成了伟大的长征任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全国三大基于红军在陕西宁的大会合。“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这就是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干百万人民创造的历史，红军创造的历史。
（节录自肖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一文，载《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标题是编者加的。）作者：肖克
反“围剿”既然胜利了，为什么要离开根据地呢?
第一，敌人来得多。敌人从十月开始又组织第三次“围剿”，这次“围剿”的规模比前两次更大。第一次“围剿”敌人有六个纵队，四、五十个团，第二次“围剿”是八十个团；达一次是一百三十个团。敌人鉴于前两次“围剿”的失败，认为是使用杂牌军多及指挥不统一，这次“围剿”，以蒋介石的嫡系、半嫡系中央军为主。如汤恩伯统率的八十七师、七十八师调来了，与红军打仗有经验的二十六路军孙连仲三个师和樊嵩甫纵队也调来了。蒋介石还派陈诚到宜昌设立行营，统一指挥。在根据地四周不断增加兵力，构筑大量的工事碉堡，形成了更大包围圈。同时，厉行更为严密的经济封锁。
第二，地形条件不利。湘鄂川黔苏区周围，东有洞庭，北有长江，南有沅澧二水，西北崇山峻岭，粮食困难，在绝对优势的敌人重重包围、严密封锁的情况下，不利于我大兵团的机动。
第三，经济落后，封建地主独霸一方，割据一地。在大割据中又有若干小割据。湘西地方军阀陈渠珍，名为统治十三县，其中若干县又有人割据，甚至有割据三两区、乡的。有些大地主也有枪，在山顶上占据自然溶洞，他打你容易，你打他困难，他们躲进洞子里，洞口又加上些工事，你打他就更困难。后来我们想了个办法攻占洞口，用辣椒烧火熏烟，用风车吹进洞内，一边熏，一边减话：“你们出来，我们不杀你们”。这样就打开了许多洞子，搞了一千多条枪。即使如此，民团地主的小区割据还是不少。
那里遍地都种鸦片，老百姓抽鸦片的很多。地主军阀嫌一般捐税收入不多，就要老百姓种鸦片，规定一亩地要缴多少鸦片，老百姓不种，就收懒捐。他们从买卖鸦片中发大财。由于遍地都是鸦片，人民较普遍地受到烟毒，小孩患个伤风感冒，就用鸦片烟一喷，所以十多岁的小孩也有不少抽鸦片的。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问题，抽鸦片的准不准当兵?我们在江西时，说抽鸦片的是流氓，当然不要。到了湘西，抽鸦片的不要，兵源就不好办。好吧，只要是青年农民，愿意参军的就要。因此补的新兵，多数都抽鸦片。红军可以抽鸦片，在江西是想也想不到的。为了动员他们戒烟，供给部准备了鸦片，定量发姻，同时讲清道理，做政治工作，然后逐渐减少发烟量，吃点戒烟药，最后以蒸馏水溶化硫苦，静脉注射，个把个月就戒了。……
第四，政策过“左”，根据地不巩固。湘西的社会情况有两个特点：一是土地特别集中，地主、富农占人口不到百分之十，而占有土地却在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以上；一是游民特别多，游民武装也很厉害。湘西自民国以来，就出现过许多划莽英雄，如汤子谟、周朝武等。为什么出现那么多的游民呢?主要是从满清晚期，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入，自然经济崩溃，土地更加集中，人民没饭吃，活不下去，就大量地沦为游民、半游民。省委对土地革命是积极的，抓得很紧。根据地中心地区大部分都分配了土地，但那时的社会政策，基本上是三次“左”领路线那一套。划阶级成分，由于把有些富裕中农划成富农了，以致地主和富农超过百分之十(地富比例，各乡村虽不一样，但平均不到百分之十)。分配土地只是抽肥补瘦，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甚至对富农过重地征收粮食(百分之四十)，这是错误的。还有，对工商业征税太多，对游民、杂色武装、绿林会道门武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政策改造他们，至少使他们中立。袁任远同志对此很有意见。他是湘西慈利人，当时任大庸分区政治委员，奉省委指示，费了很大力气去争取游杂武装，来接头的有一千三百人，来了四百多，还带来了好多枪。但是，我们却把他们解除武装，杀掉头头，这就引起游杂武装的敌视，又散为匪。由于过“左”政策没有纠正就孤立了自己，把许多可以争取和使之中立的队伍，推到敌人那边去了。所以在根据地的大半年中，一方面消灭了许多反动的游杂
武装，另—方面却又产生了许多的游杂武装，同地主武装结合，一起反对我们，严重地影响了地方工作的开展和根据地的社会秩序及政令的实行。军队的组织成份，由于游民大量加入，军队政治工作不够，土地革命也因时间和战争关系，还没有在更广大的地域深入，就影响了部队的巩固。带枪逃跑，甚至成班逃跑的，
为数不少。如果当时的政策不搞得那么“左”，就不会树敌过多，不会成为在强敌包围下非走不可的因素之一。遵义会议以后，当时全党思想刚刚开始转变，我们还没有认识到过“左”的社会政策的危害，就加重了自己的困难。这个问题，在长征出发前不久接到共产国际提出统一战线，特别是我党中央制定的统一战线
政策之后，才开始有感触，直到延安整风才完全解决。
从前述四个因素来看，二、六军团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是正确的。退出苏区之前，只是想转移一下，摆脱敌人包围，保存有生力量，到湘黔边或黔东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但并没有想到要过长江，渡金沙江，更没有想到要长征到陕北。
红二、六军团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是主动地、有计划地进行的，不是流寇式地单纯军事行动，也不是搬家式的消极逃跑。我们吸取中央红军及六军团自己的经验教训，退出时行李简化，只带一、两天米，轻装前进。只要是有胜利的把握，就坚决勇敢地打仗。打好仗，就可以休整(多则十天半月，少则也三两天)，就可以扩大红军。 ‘
我们的运动方向是向西。为了迷惑敌人，则故意向东南，也就是古代兵法讲的“声东击西”。我们从桑植出发，走两天到大庸县城东三十里之兴隆街地区，乘夜突破了由敌十九师李觉部防守的澧水防线。再向南急行军两天，到沅江北岸之洞庭溪，突破了沅江防线，全歼敌一个营。继续向东南猛进，一下子插进湘
中最富裕、入口最多的地区新化、锡矿山、辰溪、溆浦。经过十多天工作，才真向西走，到芷江、晃县之间的便水，与追敌十六师、十九师全部及六十三师之一部大战一场。这一仗虽然是个消耗战，但制止了敌人的急追，取得了在江口和石阡的短时休整，并迎回了我主力由湘鄂川默苏区出发时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的部队——六军团第十八师之五十三团及地方武装。他们在强敌围攻下，不能立足，由师长张振坤同志（抗战时在新四军皖南事变中牺牲）率领，从苏区西面突围，采取迂回曲折，避实击虚的战术，突破敌人重重包围，几经艰苦，经招头寨、黔江、酉阳、秀山、松桃一带，到江口与主力会合，全军为之庆幸。
我军在江口、石阡及以南地区稍事休整，即经余庆、瓮安、平越，进至贵阳北六十里之札佐镇，歼守敌两个营，约一千人，又经修文西渡鸭池河，占领默西、大定、毕节地区。敌万耀煌部十三师追来，占了大定。我十七师由遵义西之打鼓新场游击，遂回师大定，在大定城西十余里之将军山，将敌向毕节进攻之先头部队七个连四面包围，经一小时半就解决了战斗，无一漏网，制止了敌之急追。我军控制将军山，形成在毕节、大定地区开展游击根据地活动的东面屏陈。尔后，两军团与强大的追敌激战，并对驻威宁之滇军，严加警戒。同时积极开展了地方工作，使后方机关及伤病人员，也得到休整。近二十天，补充新兵五千人。
这时敌军越来越多，万耀煌、樊嵩甫、郝梦龄、郭汝栋等四个纵队，共七个师一个旅，向毕节地区进犯。当时地方工作，一时也不能广泛和深入开展。我们遂于二月下旬，退出毕节城，进入乌蒙山区活动。敌又以十个师继续围攻，长江北岸又有大批川军防堵，我们就决定跳出敌人包围圈，从昭通、咸宁之间，透过滇军孙渡纵队防线，向南直趋滇东，占领宣威、亦资孔及贵州之盘县，进至南北盘江之间。这时迫敌由进攻黔(西)、大(定)、毕(节)地区的九十个团，已减少到五十多个团了，我则兵员充实(不减于从湘鄂川默边出发的人数)，士气旺盛，南北盘江及牛栏江东广大地区的政治、经济条件部比较有利。贺龙、任弼时、关向应为首的军委分会，决定在这一带展开创立游击根据地的活动。这是我们在长征中第三次建立游击根据地的战略意图。
还在我们从湘鄂川黔快出发的时候，接到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对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指示，又接到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和抗日救国的指示。国际和中央这些精神，我们认为切合中国当时政治形势的要求。南渡澧水后，就由夏曦同志起草了抗日反蒋的六言韵文布告，用六军团政治部名义发出。这是一个好的布告，原文记不全了，但前后几句话我还记民前面几句是“我们工农红军，志在救国救民，实行抗日反蒋，消灭卖国巨憨。”末尾两句尾“大家起来救国，胜利终归我们。”我们边走边打边宣传，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六军团到新化，号召凡属愿意打日本的，我们都欢迎。许多群众踊跃参军，只七天就来了一千人。新化东六十里之锡矿山，是个有机器设备而规模不小的矿区，王震同志带十六师去游击，只三、四天，也有二、三百人来参军。这是六军团从湘朗苏区活动以来吸收现代产业工人最多的一次。二军团占领取浦、后模、浦市广大地区后，广为宣传，发动群众，没收分配豪绅地主的财物，人民对红军的行动及其政治性，有了较好的认识，不过十天，参军的约二千人。这样一路宣传抗日救国和打倒蒋介石的道理，对国民党统治区的震动很大。敌人千方百计地要消灭我们，前堵后追，不断空袭，我们则千方百计地保存自己，扩大自己，消灭敌人。我们在湘中活动一个短时间，就转向西面，敌人妄想利用湘西和黔东险峻山岳地带，构筑封锁线，阻我西行，我军打破敌人多处关隘，突破了敌人层层封锁。特别在黔东、石歼以西地区，突破敌二十三师守备的四十里纵深的碉堡封锁底甩掉了新围拢来的敌人重兵集团，全军经湘西、横贯贵州，渡过干坝河，逼近贵阳，又波鸭池死占领黔西、大定、毕节。走了不少路，打了不少仗，队伍却没有减少。为什么呢？就是一路宣传抗日救国和红军纪律，做群众工作，打土豪、分财物，得到广大群众拥护。敌人报刊说我们到处流窜、裹胁流亡。前一句从表面现象看，似乎象那样子，但他们根本不懂得我们是有政治目的，并采取灵活的运动战、游击战的军队。后一句话更荒谬了。我们为工农和中华民族利益而英勇奋斗，人民自觉的参军，既不用裹，更不用胁。
根据中央统一战线的指示，在石歼休整时，我们在天主教堂召开了一次党的活动分子大分由面时同志作了扩大统一战线的报告，对统一全体指战员的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路上我们很注意做统一战线工化六军团由夏曦同志直接主持。他在新化，不仅注意工农的工作，而且在学生和知识分子、妇女中的工作，都有成效。在毕节，还注意团结开明士绅。如毕节旧知识分子和高级开明士绅周素园，是满清末年的秀才，到贵阳办报，后来又在北洋政府当过秘书长。我们快到毕节时，国民党专员莫雄叫他走，他说：“我没有多少家当，不必定。”我们到后，到他家发现有许多马列主义的书，翻开一看，圈圈点点。政工人员立即把这种情况告诉王震和夏曦同志，他们马上去找他，问过他的经历后，又问他为什么看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他队“我研究马克思主义十年了，我觉得马克思讲得对，我相信马克思主义。你们共产党、红军，是讲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我用不着走……。”他们又说：“你研究马克思主义好，现在我们共产党的政策要抗日反蒋，你赞成不赞成?”他说：“赞成，完全赞成。”我们就请他出来当了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他时间很短就发展到一千人枪。我们到毕节前，原来想在黔西、大定站住脚，到毕节后，请他给云南的国民党纵队司令孙渡写低因为他和龙云、孙渡等上层人物都认识，他就把共产党和红军当时的政治主张告知孙，并说：蒋介石泥中央嫡系万耀煌、樊嵩甫等进入云南贵州来打红军，也叫你打红军，红军是不好打的；退一步说，即使你把红军打掉了，也是两败俱从伤；万、樊挟天子以令诸侯，人多势大，那时的云南，还是你的?！假途灭貂，史有明鉴。正是由于龙云当时的处境周索园给孙渡写信，打中了他的要害。所以孙渡就在威宁、昭通，按兵不动，形成与国民党追击军夹击之势，迫我北走四川。这种态势，就利于我们集中主力对付东面来的敌人，能在毕节停留近二十天，休整补充(我们在乌蒙山向宣威进军队时，也曾用六军团首长名义，把这个意思与龙云、孙渡写过信，并提出同他们缔结抗日停战协定。虽然估计不会有什么结果，但至少可以使龙云加深对蒋介石中央军入滇的戒心，加深其矛盾。后来事实也证明是如此)。
红二、六军团从乌蒙山地区分途到达宣威和盘县。在盘县时，接到总司令部的电抵署名是朱镕总司令和当时窃据总政委的张国焘，要我们西行渡金沙江，到西康同四方面军会合，北上抗日。这时我们对一、四方面军会合对张国焘闹分裂反中央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当时我们还想在滇黔边站住脚。虽然查明来包围这地区的敌人比进攻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少了，但也还在五十个团以上，时间久了，敌情也可以变化，是否能站得住，是个未知数。总司令部要我们北上抗日，我们从当时整个的国内形势来看，认为北上抗日是大势所趋，经军分会的考虑，决定执行总司令部的指示，与四方面军会师，北上抗日。
我认为，当时张国焘之所以能要二方面军渡金沙江与四方面军会合，有下列因素：第一，中央统一战线政策及北上战略方针的正确，以及一方面军(含红十五军团及陕甘地区红军)在陕甘地区胜利的发展，对全国尤其在西北有重大影响。第二，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同志在四方面军长期耐心的工作和同张国
焘斗争的结果。朱德同志在同张国焘斗争中，在政治上、组织上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党内斗争原则，启发一些受张蒙蔽的干部的觉悟，但又不同张国焘决裂，……避免事态更复杂化，这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三，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日益觉悟，西康中部人少粮比不能容纳大兵团长期留驻，迫使张国焘不能不作考虑。第四，纪二、六军团在云贵地区积极活动的形势及所造成的影响，不能不迫使张国焘同意朱总司令的意见。但这一切，对张国焘来说，都是客观影响，后来并没有使张国焘回到中央正确路线上来。
我们在南北盘江搞根据地的架势，敌人也看出来了，就部署新的围攻。由于敌长途与我作战，被我歼灭，死的、伤的、病的、逃的很多，兵员不足，加上北方和江淮一带出来的兵员，新到达层峦叠幛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敌人不如我军之耐苦及适应地区生活(当时我军多为湘西籍，又吸收许多贵州籍士兵)，所以士气不高，行动较缓慢。贺龙同志为首的军分会(军分会受中央军委和省委双重领导)就决定经滇中到金沙江上游渡江。我军已拉开了在南北盘江站稳脚的架势，突然来个向西，就摆脱了强大敌人的追击。但进到昆明北面百余里准备渡过普渡河的时候，遇到强大的滇军的堵截，打了个恶战，西渡未成。我们就从普渡河向南，转向昆明附近，又摆出一付“攻其所必救”的架势，打个圈子转到昆明以西，继续西进，就把堵截的澳军主力甩到后面了。从此，虽然后有追兵但前无堵敌，行动就主动得多了。由于云南敌人对我们有个错误的判断，说红军没有炮，打不了碉堡、城市，在我军接近云南的时候，令各县迅速构筑碉堡，修理城垣，把各县重要物资运存于碉堡和城市之中，由各地民警团队守备。但这些团队训练不良，我们分两路前进，先头部队猛打猛冲，攻占禄丰、楚雄、盐兴、姚安、祥云、宾川、鹤庆、丽江等数城和无数碉堡，吃的穿的，无所不久“因粮于敌”，士气旺盛，虽然日行百里，而体力强壮士气高昂，从盘县东进才二、三十天，就到了金沙江江畔的石鼓圩，渡过金沙江。
当着中央红军在一九三五年要过大渡河的时候，蒋介石在昆明亲自部署大渡河地区的会战，电今所属，说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没之地，红军进入彝汉杂处、山川阻隔和地形险峻的绝地，粮食困难，必蹈石达开之覆辙，要他的部属不失时机，建立“殊勋”云云。蒋介石和帝国主义御用的一些历史家们，也学着蒋介石的逆风大放原词。然而，红军的胜利给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宣告了他们唯心史观的破产。所以，在二、六军团快渡金沙江的时候，他们噤若寒蝉，再不敢作愚蠢的预言了。只有独夫民威蒋介石以无可奈何的心情，带着云南土皇帝龙云，乘坐帝国主义赏赐的飞机在金沙江南的鹤庆、宾川、丽江一带上空，没精打彩的盘旋，作一番“黔驴技穷”的表演而已。我们过江后，云南军队虽然跟上来了，但到了金沙江边也望江兴叹了。在二、四方面军会师后，李伯钊等同志演了一个戏，叫《破草鞋》(黄镇同志在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编剧)，说敌人追到金沙江边，只拣到红军丢下的一只破草鞋，就收兵了，这是一出有政治意义的生动的讽刺剧，说敌人一无所得，红军胜利北上了。当时，我们看了这场戏都很高兴，直到现在，我仍有深刻的印象。
在长征途中，我们虽然消耗很大，但补充也很多。过金沙江，我们还有一万八千人。渡金沙江后，翻过大雪山，四月三十日，到达中甸，进入青藏高原的减民区，分两纵队向甘孜前进。二军团为左纵队，经得荣、巴安、白玉，于六月三十日，在绒坝岔与四方面军的三十军会合。六军团为右纵队，经定乡、稻城、理化、瞻化，于六月二十二日到甘孜之蒲玉隆与四方面军的总指挥部会合。见到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张国焘和总司令部人员及四方面军一部分高级干部。
七月二日，二、六军团齐聚于甘孜，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了。就在这时，党中央命令红二、六军团组成二方面军(将三十二军编入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跃任澜时为政委，关向应为副政委，我为副总指氓从此，我们就用二方面军的番号了。
我们虽然和四方面军同志初次见面，但亲如兄弟，一种阶级的情感，体现在双方的容额举止之中。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同志虽去前方，但对两军团结非常关心，他在会合之前恳切的同其他领导人说，去年我们和一方面军没有搞好，现在二方面军来了，一定要搞好晒四方面军的同志们认真执行了徐向前同志的这个指示。当着我们到蒲玉陛那天，后面有近百人掉队，四方面军立即派马数十匹去接回来。给我们大部分同志打了毛背心。还从理化和瞻化、甘孜，送牛羊给我们。这时张国焘也装出一副伪善的面孔，然而他在两军会师前底却施展了两面派的政客手队当二、六军团进至南北盘江的时候，虽然总司令部以朱(德)、张(国焘)名义要二、六军团西进，北渡金沙江与四方面军会台，但他们二人的立场完全不同。朱德及刘伯承同志，是为了引二方面军来，推动张国焘北上和三大主力会合，开赴抗日前线。张国焘则是妄图拉拢、控制二方面军，以继续与中央路线对抗。他在两军会师后，泥人来我军宣扬他的错误路线，妄图拉拢，但遭到任强时、贸龙、关向应等同志的反对，逆谋未逞。这时(在甘孜)朱德同志建议任弼时同志随总司令部行动，张国焘却改换手腕，提出召开两军联席会议。任弼时同志马上看出张国焘企图从组织上以少数压倒多数来同意他的反党路线，表示不同意，并与贺龙、关向应同志向他提出：谁作报告?如发生不同意见，怎样做结论?他们坚持组织原则，使张国焘无可奈何。这时期由于朱德同志一年来在四方面军的艰苦工作，对干部的影响越来越大，二方面军又热烈拥护他他的发言权也大了，就推动了二、四方面军的团结和一致北上。
……
长征途中，我们同天斗，同地斗，同阶级敌人斗，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战胜了无数艰险，部队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士气。在草地行军，最大的问题是两个。一个是自然条件的障碍，也就是大家熟知的雪山草地。我们绝大多数是湘、赣、江、汉平原和贵州人，一下进入青藏高原，海拔在三千至五、六千米，即便在一般盆地也不容易适应。我们去甘孜路上，都要翻雪山，左路二军团要团两个海拔四千米和两个五千米的雪山。六军团也要翻瓮水、那坡两座大雪山，还要通过四个小雪山。大雪山上，终年积雪，气候严寒，瞬息万变。有时天晴气朗，有时漫天飞雪。空气稀薄，呼吸困难。如不奋勇前进，停止休息，就有死亡的危险。从甘孜往北，向哈达铺前进，沿途大部分是广漠的草地。达里同样地势很高，空气稀薄，正值夏秋之交，几乎每天下雨，草深地湿。我们雨具不足，帐篷不够，露营不得安息。除了同天斗，同地斗，有时还要同动物斗。我们露营，通常把马拴在帐篷外。一次，有个单位天亮后发现少了一匹马，大家都奇怪，哪里去了?就派人去找，快到中午，在离露营地四、五里的山梁上，看到几十个猴子，有些拉马缰绳，有些骑在马上，我们打了几枪，猴子跑了，才牵回马来。这在草地行军虽然是稀有的例子，可见与自然界斗争的严重性。第二个大问题，是粮食缺乏。在到甘孜之前，虽然感到粮食有困难，但西康南面人口不少，我们执行民族政策，得到藏民的帮助，比较好的解决了。但从甘孜向北以后，草地人烟稀少，即便有些村落甚至村落较密的居民区，但农业不发达，群众主要以畜牧为生。反动土司，常常把牛羊赶走。四方面军大队前面走，对后面虽然有些照顾，也是杯水车薪。部队因粮少疲劳，体力下降，由这一段到那一段(多为二、三百里至四、五百里)，虽然努力准备粮食，常常不能完成行军计划。我们的口号是：“走出草地，就是胜利。”动员全体同志节约粮食，规定每人的最低量，然而有时也难乎为继，就吃野菜野果，煮牛皮、牛羊骨汤喝。部队体力不断削弱，生病掉队增多，有些同志有时失脚一倒或坐下，就不能再起来。他们为了党的抗日救国路线，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在祖国大地上光荣地为国捐躯了。
除了前述两个大困难外，还要同反动土司的骑兵作斗争。人们通常的印象，以为草地行军，除了同自然界作斗争外，没有敌情顾虑了。其实不然，同反动骑兵作斗争，也不是小问题。四方面军在草地有经验，组织了骑兵师，各军、师也有小骑兵部队。二方面军马少，也不懂骑术。侦察警戒，总得要求有一定的速
度，所以也在军部、师部组织了少量的骑兵侦察员、通信员。对同反动荡兵作斗争问题，我们初到甘孜是没有认识的。有一天，我们到甘孜总司令部，朱德同志在一个会议上就明确指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指定刘伯承同志教我们打骑兵的战术。伯承同志来二方面军，向干部讲述了打骑兵及草地行军注意事项，这是他以自己丰富的军事学识和作战经验向我们第一次直接传授。在湘赣及湘部川黔苏区，许多同志就读过他翻译的《游击队怎样动作》和他撰写的《步兵连怎样冲锋》、《战术、战役、战略在理论上的范畴》、《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等著作。直到现在，我仍有深刻的印象。由于有对抗骑兵的精神准备和战术教育，在遭到骑兵几次袭扰中，虽然不能消灭他们，但我们也没有吃亏。经过了近两个月的艰苦奋斗，终于在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走出了草地，胜利地到达了岷县的哈达铺。
这时，全国红军三大主力都进至陕甘地区。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对驻陕甘的国民党东北军及西北军，由于中央政策的正确和毛主席、周副主席直接进行工作，影响更大，实际上他们近于停战状态。在这极为有利的形势下，蒋介石十分恐慌，一方面加紧解决两广事件，准备把胡宗南部由湖南迅速调到陕甘，另一方面则命令位于定西、陕西和武山地区的第三十七军毛炳文部和位于天水、秦安和武都地区的第三军王均部，阻止红军台合同对，阴谋撤换张学良，强迫东北军和西北军执行他的“剿共”计划，进攻一、三、四方面军。
在这样重要的战略关头，中央军委于九月拟定了一个战略计划，要求：一方面军西出并南下，占领西兰大道以北海原、固原地区，二、四方面军兵分两路，四方面军为左路，占领岷州、武山等地区，继续向东向北，合同一方面军向定西、陕西及西兰大道进攻，吸引毛炳文部；三方面军为右路，东出甘南和陕西两省西南部，配合一、四方面军消灭毛炳文部，实现三大主力会师，并准备打击和消灭胡宗南部，进而逼蒋妥协，促进全国的抗日战争。但张国焘继续执行逃跑主义路线，按兵不动。结果，毛炳文部没有消灭，两广事件已经解决，胡宗南先头部队已调到了西北地区。这时，中央军委为了掌握先机争取主动，九月十八日，又提出了集中三个方面军在静宁、会宁地区打击胡宗南匪帮的作战方案，要求二方面军在甘南和陕西省南部积极活动，箝制和侧击胡宗南部队，先敌北进，占领静宁、会宁、隆德、定西，以配合控制西兰大道的四方面军同南下的一方面军夹击胡宗南部队的行动。
静、会战役计划下发后，我二方面军对于三个方面军作战行动的统一，感到极大的欢欣，随即投入战役准备。当时，二方面军领导人还向中央发了电报，表示：“静、会战役不独是适合当前的政治、军事需要之正确决定，且是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合，三个方面军在军事上能得到统一集中领导之正确决定……，党内统一团结自可随之解决。这是党与中国革命事业最可喜幸之条件。”为了执行静、会战役计划，二方面军即决定六军团进到宝鸡地区，牵敌西进，策应一、四方面军作战(当时四方面军的三十一军军长玉树声同志不巧这时生病，为了不间断指挥力量，朱德同志派我接替他)。但张国焘反对静、会战役计划，星夜跑到前方，以家长方式命令部队自通渭、渭源、漳县地区向西撤，北渡黄河，准备经青海、西宁大道翻祁连山进入甘肃西部。这时，朱德同志从后方赶到潭县之三十里铺，在西北局会议上，坚持北上，但并没能使张国焘转变，部队仍继续西撤，进至洮州，干部战士听说还要过草地，极为不满，如九军军长孙玉清同志这样的高级干部就愤愤地说：天天向太阳落去的地方面不少人甚至离队，消极抵抗。朱德同志又在洮州西北局会议上，详说四方面军不应西进，而应北进的理由。徐向前同志语重心长地说：鄂豫皖来的老同志也不愿向西走了……。他和陈昌浩、傅钟、李卓然等同志还有我都起来拥护朱总的意见。张国焘无可奈何，才同意
部队回头。但因队伍拉来拉去，耽搁时间，以致胡宗南、毛炳文、王均等部均靠拢起来。鉴于敌情严重，二方面军单独留在甘南有被敌隔断，各个击破的危险。于是，经请示中央同意，于十月四日向北转移。这样，全军人员以极大的勇毅，艰苦奋战，终于夺路前进，渡过渭河，通过西兰大道，继一、四方面军于十月八日在会宁会师之后，于十月二十二日，在会宁东北的将台堡同一方面军也胜利地会师了。
至此，我们完成了伟大的长征任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全国三大基于红军在陕西宁的大会合。“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这就是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干百万人民创造的历史，红军创造的历史。
（节录自肖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一文，载《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标题是编者加的。）作者：肖克
